走过黎明前黑暗的年代(下)

作者:刘大卫(美国)
在走过了最后一面高挂的红旗,沿着“往香港”路标指示牌走上了罗湖桥,我终于踏上了自由旅程。(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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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政治课的时间。同学们心不在焉地坐在教室里,有的看着窗外,不知在想着什么,有的做小动作(上海话,即不专心上课做自己的事情),有的女同学则在桌下织毛线……

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横长”(同学给的绰号,肥肉横向长之意),同往常一样,从口袋里掏出“毛主席语录”,大家也自动地翻开自己的毛语录第一页的由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所撰写的“再版前言”,念了起来:“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就在这时,所有教室里的扩音器一起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回旋声,打断了大家有气无力的声音,扩音器里随即传来校长浓重的江北口音:“老师和同学们注意,现在我中断所有课程,来传达(中共)中央下达全国人民的紧急文件。”“⋯⋯林彪等人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乘飞机出逃后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机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惊人消息,震醒了全班近六十人,大家都鸦雀无声,听着校长继续说他那滑稽的江北口音—上海腔—普通话,脑海中都浮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已被伟大领袖确定为接班人的人,会策动武装政变,要想推翻伟大领袖呢。这也是当时所有的人开始思考却始终想不通的问题。

“接班人”政变失败后,“四人帮”成为了贯彻文革思想的主要推手。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则以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为目标,在各地重新启用了老干部掌管领导权。但他在斗争中失势,再次被免去所有的职务。“四人帮”因无法夺取军权,就利用上海这个他们多年苦心经营的重要据点,组织民兵,建设“第二武装”。企图以上海民兵发动武装叛乱。

为了执行市革命委员会“训练”要求,学校在学期中各三个月的“学工”“学农”之外,又加入两个星期的“拉链”,即背着自己的棉被等背包,沿海岸线每天走上三四十里的路,晚上在人民公社提供的的简陋屋子内过夜。睡在那僵硬、高低不平的泥土地上,腰酸背疼地难以入眠。清晨,人民公社农田地中的大喇叭响起了“东方红”歌声,我们顶着寒冷的海风中步行去村中的水井,打出冰冷的水洗洁。由于柴火不足,学生们自己做的伙食都是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每天都是一样的卷心菜,没有任何有营养或入味可言。一个要好同学的妈妈给他做了一瓶辣豆瓣酱带着(当然也增加了自己背包的分量,造成了行走的负担)。他会分给我一些,加拌在夹生饭中下咽。我们的脚底磨出了大小的水泡,水泡破裂后,疼痛无比,又没有包扎。第二天继续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疼痛得难以忍受。

在混乱中的“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由于我在家自学过数理化自学丛书,在学校教的那些代数、几何等课程都是全班第一。对我的成绩,“横长”非但不予奖励,反说是“白专”,没有做到在政治表现出色的“又红又专”。学校的英语课本也不见日常用语,而是:永远不忘阶级斗争、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

我爸爸是一名主任医生。因为知识分子的个性,不相信外行的党干部领导内行,得罪了领导,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遣送去山东省边缘偏僻乡村一个小医院工作。妈妈原在上海医学院任教,也下放到浙江省金华地区的农村。她带着年幼的我,离开了上海去金华当“赤脚医生”,即农村的流动医生。金华地区贫穷,没有农业机械化,农民们光着脚在稻田里插秧,造成血吸虫病大流行。灾难给人民带来了极度的痛苦和物资缺乏。虽然政府发放的粮票、油票、肉票等二十多种的各类配给物资票证,老百姓也还是买不到足够的基本食物。一次回上海探望外婆时,外婆给我做了一个荷包蛋。我好奇地问道:奇怪,上海的荷包蛋怎么是圆的?外婆说,难道金华的不是吗?我说不一样,金华的荷包蛋是三角形的。外婆听了不出声。她明白,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鸡蛋供应,只得把一个蛋切成两半分开来吃。在探亲假期结束后回金华的那一天,我哭着恳求不要再去那个地方。但是一切都是无法改变的了。从家门口到去火车站的15路公车车站的路上,邻居、行人都同情地问这个小孩子为什么如此的悲伤……就这样地到了火车站,上了火车,直到金华时已哭干了眼泪。

金华是著名的金华火腿产地。为了赚取外汇,火腿一律只外销海外或港澳地区。本地老百姓则无法购买。一天单位里组织开会,说是落实党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干部要求我妈妈在会议上给政府上提出一些批评或建议以便政府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妈妈胆小怕事,推说一切都很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在领导的一再压力下,她就说,金华的食品店里都挂着火腿展示,但老百姓却买不到,吃不着。谁知这下可中了计,不得了。在几周后的会议上,被点名批判,罪名是恶意诽谤政府。这种“罪行”本当足以被扣上“黑五类”之一“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当时因为考虑到她的姐、弟在海外,这样做不利于政府当时对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因此暂时没有将她列为“右派分子”。

我妈妈好不容易地从金华调回上海(始终没有尝到一屑金华火腿),安排在一个区级医院工作。但夫妻分居两地,爸爸每年只有一次回上海探亲徦的机会。每次回山东他都会带大包小包的粮食,由我放在自行车上,骑去火车站给他带回山东贫穷的乡下。上海北站的侯车室里总是挤满了熙熙攘嚷的旅客及家人,大家都是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去全国各地。虽然火车票都有定座位,但因行李过多,旅客们抢占行李架成了非常辛苦的事情。每当车厢的门一开,大批人肩上抗着、手上提着大包小包一个劲地往车厢里挤,将车门堵得水泄不通。每次我都要爸爸先一个人挤进车厢,然后打开车窗,由我从车窗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给他。火车慢慢地启动离开月台,我不停地向他挥手,真希望他可以在家里多住一些时间⋯⋯。

一个温暖美丽的秋天,我年少时最快乐的一天,全家一起去长风公园游玩,真是淡饭粗茶分外香。 (Shutterstock)

在他即将返回山东的前一天,是一个温暖、美丽的秋天。全家一起去长风公园游玩。长风公园是上海附近最大的公园。园名来自《宋书‧宋悫传》中的“愿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句。园内浩瀚的“银锄湖”畔,岸柳成行,湖中碧波清晰得能照见人的倒影,后面的“铁臂山”影在烟波中隐隐绰绰,犹如世外桃源。我们中午从餐厅里用配给的粮票买了木板片餐盒什锦炒面,在和畅微风中的绿州湖畔野餐。真是淡饭粗茶分外香。爸爸用黑白120胶卷的相机,在夕阳下记录了我年少时最快乐的一天。

在妈妈工作单位里,每周二和周五,无论多忙,多累,下班后都必须加两三小时的政治学习会。会议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和同事去街上吃一碗热腾腾的咸菜肉丝面,那情景成为了她一生难忘的回忆。在一次晚上政治会中,领导要求员工加入极左的“工人造反队”,或是支持老一辈党干部组织的派系。妈妈由于海外关系,属于不可信任群体,没有被要求加入队伍,但领导还是要她表态支持哪一派。因为有了上次“金华火腿”的教训,她说支持“造反队”吧。心想“宁左勿右”不会有错。谁知此举又铸成大错。那个院长,一个党的老干部,在四人帮倒台以后,重新掌大权。把所有参加过“造反队”的职工,一个不留地发配(撤销上海户口)去云南省边远地区。至于我妈妈,在以后的十几年里,没有加过一次工资,不给任何升迁的机会。并想方设法地阻挡我爸爸在政治上平反后重返上海工作的申请。

在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我妈妈都从来没有对我谈起自己是否后悔在解放初期的时候由香港返回大陆,她只是常说共产党的组织和统战能力厉害得很。她和两个姐姐跟着父母,全家在上海沦陷(解放)前夕逃离去了香港。外公是一个工程师,任上海某研究所的所长。大陆解放后,特别需要专业人才维持各阶层单位正常运行。妈妈在上海一个最好的朋友同她通信联络,说新政权是一个清廉、真正为人民办事的政府。劝妈妈和她父母一起回祖国。与此同时,外公的研究所的几个部下也写信给他,请他回去继续当所长,并说保证如同以前一样的待遇。当时他也怀念家乡和研究所的事业。就这样,我妈妈和父母又一起回到了上海(还好她的两位姐姐决定留在香港)。回到上海后,我妈妈激动地去找那个最要好的朋友,却无法再找到她了。后来才知道她已调去北京当了某个局干部,我妈妈这才醒悟过来,原来这位最要好的朋友是一个地下党员,完成任务后就离开。另外,那几位曾经劝说过她父亲回国的前部下也都一起突然消失了⋯⋯。

我们学校门口的灰色水泥墙上贴满了“听从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等的标语,为我们的“毕业分配”作宣传造势。由学校决定每个学生的前途,或分配到本市工作单位,或是参军,最优惠的待遇,只有三代工农兵家庭出生的才有资格,退伍后均可分配到好的本市工作单位。同样优惠就是进大学深造。最差的就是到边远的农村“插队落户”。一切都根据学生家庭的出生背景、家中哥姐的的工作情况由学校决定。一个邻居家的同届毕业生,三代工人阶级,不仅曾被分配到重点学校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习,这次毕业分配中,也安排进入海运学院深造。在他被学院编入后,学校组织队伍打着红旗来他家为他庆祝。那一天,在锣鼓声中,穿着一身崭新的学院白色制服的他,笑容满面。英姿勃勃,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在隔壁楼上的窗口看见,无比羡慕。也为自己前途感到悲伤。“横长”为了立功,来家里动员我下乡。每几天就来家中一次,施加压力。我就是不去。

随着“伟大领袖”的过世和四人帮的垮台,那场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永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形式上似乎已成过去,但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破坏,也继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从深圳湾眺望香港,海洋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分隔开来。(Shutterstock)

数年后,我终于踏上了自由旅程。在走过了最后一面高挂的红旗,沿着“往香港”路标指示牌走上了罗湖桥。桥面中间有一白色线条,标志着中英边界。桥的另一端有一面旗帜在新界的春风中缓缓地飘扬。那是一面深蓝色、白和红色组成的“米字旗!”我当时兴奋的心砰砰地都要跳了出来。情不自禁地加快了激动的脚步,提着沉重的行李,急速越过了那条中线,踏出在自由道路上的第一步。

罗湖至九龙的火车站上,看到每一个人身着不同颜色、款式的服装。同我熟悉的的蓝、灰色单调的中山装、两用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火车车厢内,一群和我年龄相仿的学生们在郊游返家的途中,他们欢乐交谈的笑容,是如此的真挚和自然。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笑容。一瞬间,我突然明白:这就是自由!是自由空气里才有的灿烂笑容⋯⋯。

在红旗下成长的我们,都有自己辛酸的经历和故事。无论今日在何方,或者你选择沉默,或把它们忘记,但它们在你的记忆中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走过黎明前黑暗的年代(上)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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