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的骨氣 被批鬥仍高視闊步如故(圖)

2011-05-01 12:50 作者: 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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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
錢鐘書和夫人楊絳

鐘書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鬥,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鐘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鐘書或略遜於陳寅恪;論「才」,則錢鐘書略高於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鐘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游刃有餘,而且兩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鐘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裡面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於有「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

錢鐘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裡混來混去的「知識份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於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面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錢鐘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鐘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鐘書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鐘書,又算什麼!當年批鬥「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鬥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乾麵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無畏縮惶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准何異?

錢鐘書也有傲氣。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准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後,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准就說不出。儘管1949年以後的錢鐘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裡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只開一條門縫,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准也做不出。

錢鐘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鐘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鐘書,也只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塗,塗改、批注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後,錢鐘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云云。話說得很客氣,但誰都能聽得出那「味兒」來。

這也不奇怪。錢鐘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准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於是,「錢鐘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苯’,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宓是錢鐘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意讓人寫下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鐘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鐘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麼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鐘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准的口氣一樣。

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准和錢鐘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後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蟄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後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准,身邊聚攏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鐘書,身邊也聚集著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只不過專制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准全傳》),同時也說明,顧准和錢鐘書兩人,有著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後的錢鐘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己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瞭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准連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衝擊,其「最高記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准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鐘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幹部,錢鐘書是專家學者;顧准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鐘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准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份子」,錢鐘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鐘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鐘書並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托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著錢先生講了為什麼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鐘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對兩個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賬。又可見,錢鐘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鐘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鐘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那有詩云:「駐車輕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鳴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著雷霆呢!

然而顧准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游魚」上鉤,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准,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族姑娘一樣,辮子一大吧。這就和錢鐘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鐘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鬥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鐘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錢鐘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於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入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鐘書還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也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准)那樣,認為自己腰桿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擔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於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只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

顧准卻不能超脫。因為他既是讀書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對於他來說,「革命」比讀書做學問重要多了。如果說,陳寅恪是以學術為生命並拚死力爭,那麼,顧準則是以革命為生命並拚死力爭的。他不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青年時代就為之獻身的事業中分離出來。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開除黨籍,也要大聲宣布:「我是共產黨員」!

因此,「娜拉走後怎樣」,即「革命成功後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別人可以不思考,作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顧准卻不能不思考;別人想清楚以後可以不說出來,顧准卻不能不說出來。這就是顧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於上述問題具有不可迴避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顧准必定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哪怕這個所謂「現實問題」只不過是房子怎麼蓋,飯怎麼吃,怎樣既應付上級又不讓農民吃虧太多等等。

顧准和錢鐘書的區別還在於他們對人的看法不一樣。錢鐘書「真的知道人之醜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裡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所以錢鐘書並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別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夠活得乾淨、明快、輕鬆、瀟灑,在明智清醒的同時保持一份幽默感,還能偶爾任性一下。顧准卻相反。在他看來,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這種狀況都是不對頭的,而且是有辦法的。因為不對頭,所以他要革命;因為有辦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閱讀、翻譯、思考、寫作,就是想找出一個使人類避免苦難、得到幸福的辦法來,並把這辦法告知世人。可見,顧准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儘管他主張「經驗主義」;錢鐘書則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儘管他生活在超現實的學術世界裡,而且活得快樂。實際上,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是不會快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快樂。所謂「樂觀主義」,實際上是相信世界總會變好。他總有一個理想模式在那裡。然而世界在事實上又並不如他所想像的那麼美好,因此他們痛苦。悲觀主義呢,沒有那個理想模式,也不認為世界當真就會多麼好,現在這樣就不錯了。結果他們快樂。

至於錢鐘書先生,則不但活得不沈重,也不骯髒。顧准曾不止一次不無沈重的地說:「我手上沒有血」!錢鐘書的手上又何嘗有血?但顧准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價,錢鐘書卻似乎沒有付出過。這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錢鐘書沒有顧准那麼多說不清的關係要交代),卻也與錢鐘書的處世哲學不無關係。錢鐘書基本上是堅守「默默者存」的誡言,閉門不問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責錢先生,認為像錢先生這樣面對暴政保持緘默,至少在顧准的光照下應感到「無地自容」。依我看這是苛求了。而且,這種苛求並不好。顧准當然是勇敢的、堅毅的、讓人敬仰的,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顧准。成不了且不說,當真都成了,沒準也可怕。用顧准的話說,就是與其號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認多數是家雀,同時承認家雀的各種權利(《顧准日記》)。世界畢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對於普通人來說,做人只要有一條底線就可以了。比方說,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說,不能做虧心事。只要能守住這條底線,保全自己也就無可厚非。在這方面,並不普通的錢鐘書倒是為眾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識份子其實有很多類型。有顧准那樣的,也有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陳寅恪也沒有像顧准那樣去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而為之。但陳寅恪同樣堅守著他的底線,那就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就是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學問也可以不做,而氣節不能虧。所以讀《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就和讀《顧准全傳》一樣,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是啊,陳寅恪的底線如此之多,還要公開亮出來,他活得怎能不沈重!

當然,這裡也仍有專業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為學人,較之研究經濟學和哲學(還有數學)的顧准、治史的陳寅恪,錢鐘書更富於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氣質。何況他從小就是一個「頑童」。甚至在已為人父之後,他還會做一些頑皮的事,比如大熱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花臉(那時女兒還是一個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埋在女兒被子裡,聽她驚叫然後大笑。這是我們從季康夫人(楊絳)的文章裡得知的。總之,錢鐘書對待人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甚至對待學問,也多少帶點遊戲態度,而顧准和陳寅恪是少有這種遊戲態度的。他們也開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談笑風生,卻不會遊戲人生。只有生性頑皮而又看穿一切,遠於政治而又多談文藝的錢鐘書,才能以遊戲的態度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活得富於情趣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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