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画家普劳蒂拉‧内莉的《最后的晚餐》
幸亏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在他的《艺苑名人传》中介绍了四位女性艺术家，不然我们会想当然耳地以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都是男人们的事，尤其是在佛罗伦斯这个西方艺术的黄金时代发源地。
其实，一直到今天，关于这些修女画家们的生平与作品，人们依然所知不多。那个时代的女性若不愿嫁人，就是进修道院。而富裕家庭的女子进了修道院中可以学习艺文方面的活动，但是不能进工作坊，当然也不能画人体素描，更别说解剖人体了。学习绘画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培养，作品还可以做为修道院募款的财源。
瓦萨里在书中提到过，佛罗伦斯一些贵族家中都挂满这些修女的艺术作品。就是在这种诸多限制性下，修女普劳蒂拉‧内莉（Plautilla Nelli，1524—1588年）完成了一件巨幅画作《最后的晚餐》。
内莉是佛罗伦萨圣卡特琳娜多明我会修道院的修女，她与瓦萨里是同时代的人，也是瓦萨里书中提及的四位女画家中最耀眼的。她的《最后的晚餐》历经十九世纪拿破仑对当地机构的取缔（注），曾经从框架上撤下卷存放在另一处修道院，一世纪以来无人问津。重新打开时发现已严重受损。在佛罗伦斯女性艺术家进取协会（AWA）的关注下，经过四年的修复，内利的《最后的晚餐》于2019年重新悬挂在圣母玛利亚新教堂博物馆（Museum of Santa Maria Novella）内展出。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根据瓦萨里的介绍，普劳蒂拉‧内莉来自佛罗伦斯一个富裕的家族，14岁进入修道院，自学绘画成果斐然。她为所在的修道院卢卡圣多明（The Covent of San Dominican in Lucca）修道院食堂的墙面完成了这幅《最后的晚餐》油画。她担任院长，当时对女性尤其修女有诸多限制，完成这么一幅大画着实不易，需要搭鹰架上上下下作画才能完成。
但是她画出的《最后的晚餐》不同于其他画家。内莉画在帆布上的《最后的晚餐》的背景简洁安静，没有过多着墨；这与多梅尼科‧吉兰达（Domenico Ghirlandaio，1448—1494年）《最后的晚餐》精心刻画的窗外天空飞鸟树木不同，也有别于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1419—1457年）炫目华丽的大理石花纹背景。内莉安静朴素的背景前，是一张耶稣居中，使徒分列两侧面向观者的构图，唯一的例外是手持钱袋背对观者的犹大，他坐在耶稣师与十一个使徒对面，这个特殊位置应该是参考了两位前辈的作品。只有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打破了这个模式，所有人不论善恶并排坐在同一边。这也是达芬奇高明之处，彰显了透视的效果与张力，还有略带仰角的视点。
内莉画的使徒们的衣服色彩丰富，因而显得实在，弥补了她画人体结构的不足。内莉没有像达芬奇对人体结构的研究，却能在衣服描绘上采用文艺复兴的换色法（Cangiante）增加人物的体积感。Cangiante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变化”，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艺术家常用的着色手法。这种手法并非透过明暗对比（例如明暗对照法），而是透过色彩的色相变化来表现体积，效果不仅呈现出体积感，更呈现出近乎彩虹般的色群效果。
内莉用色彩明暗表现衣服的皱折和身体的实感，弥补了她不能像男子那样去学人体素描与结构的缺憾。由于女性的身份限制，又担任院长工作，还能有这样的艺术成绩着实不易。瓦萨里在书中赞扬了她的才华：她不仅自学掌握了绘画的知识技巧，还不失个人的创意。
内莉《最后的晚餐》桌上的食物中，有象征耶稣受难的羔羊（救赎）、红酒（血）、面包（肉身），这些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相同。此外桌上还多了豆子、生菜这两样修道院不可缺的食物。苦莴苣象征对食物与肉体享乐的克制，这在其他画家的《最后的晚餐》桌上也没有。内莉是为自己修道院的食堂画的，反映的是她们在修道院生活的元素，修女们天天面对着这样一面墙，有一种警醒的作用。
《最后的晚餐》除了是一幅基督生前的历史宗教画，同时也记录了十五世纪佛罗伦斯修道院的真实生活。有趣的是这张画的内莉的签名“Orate pro pictura”（为女画家祈祷）不是“神的仆人”而是“女画家”。一个不曾受过正统训练而能有这样成果的女画家，她应该是对自己的作品深感满意吧！
注：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取缔佛罗伦斯的机构并非源自于当时佛罗伦斯发生的特定起义，而是他巩固法国对意大利半岛控制的更广泛帝国战略的结果。托斯卡纳（包括佛罗伦斯）于1807年至1808年间被法兰西帝国正式吞并，并被划为法国阿诺省进行管辖。
——转载自《艺谈Artium》
责任编辑：连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