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子跛子傻子瞎子瘋婆子 右派份子的婚姻悲劇(圖)

2019-08-28 10:00 作者: 管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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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茫茫,苦海無邊,此生此世,何以終結?圖為批鬥右派份子的會場。
亂世茫茫,苦海無邊,此生此世,何以終結?圖為批鬥右派份子的會場。(網絡圖片)

1967年,四川省勞動教養築路支隊調到宜賓修築宜珙(宜賓市至珙縣)鐵路。我們「101」右派中隊,住在珙縣巡場金沙灣修建包耳山隧道。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種造反派隊伍像雨後春筍般遍佈神州大地。

我們隊門外的公路上,就有鐵路工人戰鬥隊,與芙蓉煤礦紅色兵團的「造反派」日夜打鬥。不管那派的武鬥戰士,只要有一個武鬥戰士喊聲消滅右派份子,保衛黨中央,衝進門來,我們將無一倖免,慘遭毒打死於非命。右派被打死了,誰敢說打得不對?正當危急之時,幸好公安部出了個公告:不准衝擊勞改勞教專政場所;勞改勞教人員,不准參加文化大革命。隊部立即在住地四周設置了警界線,立了木牌,上書:專政場所,禁止衝擊,保護了我們的這群人的一條賤命。同時由於武鬥加劇,交通中斷,無法運來建築材料,我們只好停工學習。每天除早晚請罪讀讀報紙外,便無所事事,大家可以自由活動,當然不准超越警界線。閑下來時右派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亂世茫茫,苦海無邊,此生此世,何以終結?

這些1957年20多歲的小青年,大多過了而立之年,最可憐的是還沒結過婚的右派們,眼看年歲已大,頭上還戴著一頂人見人怕的右派帽子。這些右派和他們家中親人都十分著急。為了達到結婚目的走完這個人生過程,只有「飢不擇食,窮不擇妻」了,所以這種應急婚姻,對女方的要求條件很低。在親友的大力撮合下,一時之間結成了不少「孽緣」:原為大學教授的魯祖興,與合江農村文盲的麻面寡婦結了婚;曾是詩人作家的于笳與農村的文盲配成了對;還有大學生的謝正材與一個痴呆老姑娘成了婚。也算是「苦海中撈根稻草,逼迫下委曲求全」,其中的辛酸,非外人所能解矣!

1967年的中秋節,我們幾個平時相好的難友王致中、于笳、王季洪、王志傑等,在住地後面的小溪邊賞月飲酒閒聊。王志傑忽有所感地說:「諸君對目前隊內出現的畸形姻緣就沒有看法嗎?嚴格地說,簡直是侮辱斯文啊!我王志傑也沒結婚,要結也要選個才貌相當的方可,決不能落人笑話。」我說:「誰不知道老弟是自貢三大才子之一的大詩人呀,又長得一表人才,自然要選一個才貌雙全的淑女才能相配,但你別忘了,目前我們的處境是摘帽右派,回家遙遙無期,窮困潦倒不名一文的無產階級專政對象,管教幹事李禹伯每晚上訓話都要咬牙切齒地說:『右派是鐵案如山,我們要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試問,有那個淑女,敢與你這個永世不得翻身的罪人談情說愛呢?除非她是瘋子。」王志傑聽後不以為然地說:「管兄此言差矣,自古以來,情之所至,金石為開,故有王寳釧守寒窯,劉翠屏與呂蒙正,梁山伯與祝英臺之美傳,難道就不可能有今日王某之良緣嗎?請諸君拭目以待吧!」

我們大家都以為他是酒後狂言,誰也沒有放在心上。臨近新年時,王志傑收到電報,令其速回家完婚。他向隊部請准了假,便趕回成都去了。當時,我們始信他中秋夜所說之話,並非狂言,確已良緣早定,為之欣然。過了黃曆正月初六,我們隊又恢復了改造思想的學習生活。午飯後,王志傑帶著他的新娘,春風滿面地回來了。起眼一看,這新娘確是貌美動人,白嫩的皮膚,高而窈宨的身材,長長的秀髮配上一張瓜子臉和一雙大大的眼睛,雖然神情有點呆滯,也算是美人坯子了。聽說還是高中畢業生,全隊右派都為他能娶到這樣一個才貌雙全的妻子而高興。好美之心,人皆有之,就連平時對我們如狼似虎的管教幹事李禹伯,接待時都顯得十分客氣。還派人清掃了一間保管室作為他們的新房。一般右派家屬是絕難享此殊榮的。

夜晚,我們幾位老朋友,準備了一些酒菜,加上他們帶回的糖果糕點,擺了一桌。慶賀他倆的新婚之喜。經介紹,新娘叫王美珍,成都人,卻原是王志傑妹夫的妹妹,他們算是親上加親了。初時,大家還是高興的交杯遞盞十分快樂,三杯之後王美珍忽然沉下臉來,不准丈夫再喝了。我說:「今天是難得的好日子,你就讓他多喝兩杯吧。」她竟把酒瓶從我手上搶了過去拋到地上打得粉碎,還大聲吼道:「不准喝就是不准喝,該陪我睡覺了。」

這種粗暴的逐客令,從一個才貌雙全的新娘口中吐出來,使我們大吃一驚無以應答。王志傑很不好意思地強裝笑臉,向大家道歉地說:「美珍什麼都好,就是經常衝動,請大家不要計較多多原諒,歡迎大家以後再來喝酒。」看得出來,他已經難堪極了。我們只好懷著掃興和疑慮的心情,走出了他們的住處。不幸的是從第二天起,關於這對新婚夫婦的緋聞便不時的在隊裡傳開了。住在他們隔壁的木工易子文,繪聲繪色地向大家說:「他們夫婦不知唱的那齣戲,時而歡笑不斷,時而打打鬧鬧,弄得我一夜不得安寧。」打早飯時,我看見王志傑臉上確有好幾處傷痕,便悄悄地問他:「怎麼,和她打架了?」他說:「一言難盡,以後告訴你吧。」便匆匆地拿著菜飯走了。

王志傑必須時刻守候在她身邊,只要離開了她,便會引起她的不滿,四處呼叫尋找。她岀門時,或只穿內衣,蓬頭垢面,或收拾打扮,穿著入時,全憑她隨心所欲。弄得右派們,時而驚嘆,時而惋惜,議論紛紛。

我們右派勞教隊,有一個規定,就是每晚臨睡前的訓話,以體現無產階級專政對階級敵人的權威,訓話時間的長短和內容,全憑代表政府的獄吏心情決定。這天晚上,指導員岳毅先作了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報告。然後由李管教點了十名反改造分子的名字,被叫之人,在隊部門口低著頭站了一排,進行批鬥。第一個是羅正倫,還有肖光耀,王致中等,點到最後三名,丁華岑,許道成,李再泉時,氣氛忽然緊張起來,劉管教、王分隊長和一個武警,各提了一付麻繩,站在他三人背後,將他們打翻在地,實施人道的專政手段,兩手反縛,將繩結往上提緊時,三人同時發出一聲慘叫,撕心裂肺,耳不忍聞。李禹伯訓斥說:「有少數右派份子,想趁文化大革命之機,翻案復辟,反攻倒算,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污蔑文化大革命,告訴你們,右派是鐵案如山,我們要把你們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二字尚未出口,忽聽王美珍大吼一聲:「要文鬥,不准武鬥!」還大聲說道:「他們不聽毛主席的話,不是革命派。」王志傑怕她再說出什麼難聽的話來,忙上前勸阻。誰知那王美珍一把抓住他,拖起就走。還說:「我們不參加,跟我回家睡覺。」會場一時大亂,岳隊長只好宣布散會。那三名被綁者,分別送進小監,繼續進行專政措施。一會兒,傳出來求救命的呼聲。在這慘無人道的暴政時代,誰能救,誰敢救啊!折磨夠後的第二天早上,三個人都送到沙河支隊集訓隊去接受更殘酷的刑訊去了。過後,知情人悄悄告訴我:丁華岑是見到劉隊長與女民工通姦,四處亂說;許道成是看見小王幹事與民工賭錢,李再泉是罵岳隊長太凶殘,以後他婆娘生個娃兒都沒屁眼,有人打了小報告。毒打他們,都是為了泄私憤,施壓報復。

以維持專政機關正常改造秩序為由,劉瑞生管教代表隊部,正式通知王志傑,立刻把他的神經病妻子送走。誰知半個鐘頭後,王美珍手中拿著撕成碎片,作為路費的人民幣走進隊部辦公室,扔在劉管教面前說:「要走一起走,不然,我就長住在這兒了,哈、哈、哈、哈,這裡比家中好玩,好玩……」劉管教只好叫王志傑來把她帶走,答應他們研究解決。然後他走出辦公室來,對那些圍觀的右派們說:「右派份子結婚,無非就是『五子登科』;麻子、跛子、傻子、瞎子、瘋婆子和寡母子。嘿,嘿。」這兩聲滅絕人性的冷笑,激起了我們無比憤恨和痛苦的回憶與反思。記得半年前,我們隊的右派康紀銳與本地的貧農姑娘相愛,就是被他們千方百計破壞,殘酷無情地批鬥,逼得雙雙自殺,含恨九泉。難道他們能容許右派有一個完美的婚姻嗎?而你劉瑞生是有妻之夫,卻偷偷和女民工通姦,被右派丁華岑偶然發現,竟遭你多次毒打,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將其雙耳打殘。難道你又有絲毫人性可言嗎?真是無恥之尤。

那天晚上,出於惋惜和關心,我找王志傑談心說:「你是個聰明人,怎麼辦起糊塗事來了,這婚姻大事,非同兒戲,難道你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不能結婚的嗎?」他痛苦地說:「都怪我輕信妹妹之言,急於求成,鑄此大錯,我當自食其果,夫復何言。」原來這王美珍高中時,曾與一同學相戀,後因那同學考上大學,去北大讀書,她沒考上,於是戀愛告吹,導致神精失常。初期並不嚴重,父母愛女心切,認為結婚之後,可望好轉。其父名王濟川,乃祖傳中醫,頗有名氣,收入甚豐。王母提出這個婚事後,他主動應承,婚後每月倒貼生活費七百元。王志傑看到寄來的姑娘玉照,非常高興,表示同意,便很快成就了這段姻緣。

王志傑悔恨地對我說:「在成都初結婚時,她並沒有出現精神不正常現象,還溫柔可愛,夫妻生活,非常和諧,全家人也相當高興。都怪我不該帶她回隊來,面對我被專政的殘酷現實,她罵我是壞蛋,騙取了她的青春,要和我鬥爭到底。所以病情越來越重,變成了無法收拾的地步。」經隊部特殊批准,給了王志傑半月假期,把王美珍送回了成都。結束了勞教隊裡的一場婚姻鬧劇。1968年,王志傑的岳父的孫子,不幸死於車禍,老人氣極,心肌梗阻,與世長辭。王美珍全靠哥嫂為生。1868年12月,美珍生下一子,自己無能力哺乳,只好請乳娘養育。王氏一家老小,全靠哥嫂薪金養活。經濟上處於窮困無助的地步。

1972年,宜珙鐵路完工通車。我國在文化大革命的折騰下,正是大話謊話滿天飛,豪言壯語難充飢,紅寳書當不了人民幣,國民經濟大危機的時代。哪還有錢來修鐵路呢?省公安廳決定撤銷「415」勞動教養築路支隊。我們「101」右派隊,調到永川新勝勞改茶場。為了減少負擔,開始了大量清放工作。隊部考慮到王志傑的特殊情況,於1972年10月,首批將他摘帽清放回家。

那時的政策,清放的勞教人員,仍屬人民群眾監督改造的專政對象,只能做些粗重的臨時工,還要經常向公安派出所回報思想改造情況。他拉架車、抬石頭、挖水溝、挑大糞、送煤球,什麼活都幹。每天累得筋疲力盡,還要回家給妻兒做飯洗衣服。停活就要停口,他終年不敢休息一天,盡心盡力,在貧困中掙扎著生活下去。

1979年,我們「101」右派隊倖存下來的難友們,都「改正」回單位工作,聽說王志傑安置在省文聯的《星星詩刋》做編輯,我去成都時,特登門拜訪。進門後,一見之下,他顯得非常緊張,用手關上另一間房門說:「正在睡覺,千萬不要驚動她。」去給我泡茶時,卻沒有茶葉。我早聽說他生活困難,但沒料到會到了如此地步。便邀請他到外面去吃午飯。走到紅星中路87號他們宿舍樓門口時,正好碰上他十一歲的兒子王蔥,王志傑為我介紹,叫他喊管伯伯。他望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理睬,只是伸手向他要錢。他在衣包裡拿了幾張角票,也不和他多說,便和我走了,在就近的紅星路口,找了一家餐廳,三杯過後,他忽然悲傷地說:「當初不聽老兄之言,錯走一步,悔恨終身。她在我們勞教隊受刺激太深,回來後病情加重,一直把我當成壞人。我除了在外拚命勞累,掙錢維持三人生活外,還要不時地承受她的打罵,家,對我來說,也就是枷啊,從來不知家庭溫馨是何滋味,不知那天難負重荷之時,默默地倒下,了此殘生。」我只好勸他說:「事已至此,只能面對現實,光悔恨是無濟於事的,樂觀些吧,別損傷了崇高純潔的詩人靈魂啊!」我再也說不岀更多安慰他的話來。

那次相會後,我提前病退,下海從商。東奔西跑,冗務纏身,便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了。2001年,我從廣州回來,接到同隊舊友打來電話說:「王志傑死了,享年66歲,死後沒有一個親人到場,生前清貧孤寂,死後默默無聞。」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與他其事過的右派詩人張先痴寫的文章《詩人王志傑死於孤寂清貧》,才知道分手後他的遭遇。原來他兒子成人後,也遺傳了母親的精神病,更不幸的是他兒子也勉強結了婚,媳婦還為他家生了個雙胞胎。後來離了婚,媳婦走了,丟下兩個半歲孫兒,只能請人哺養。王美珍病情加重,他只得承擔昂貴的費用,把她送進精神病院治療。一家五口,憑他的微薄工資是萬難維持下去的。便通宵寫稿,四處兼課,燃盡了小小的血肉之軀,在貧困、孤獨、絕望中步入了死亡。聽說他住院臨死前,想吃蘋果,託護士去買時,還要可憐地交代說:「只買兩個小點的,因為我沒有錢。」自貢的李君告訴我:「王志傑這一生太悲慘了,他曾託人帶信給我,想喝家鄉的青茶,請我到成都開會時,給他帶一點去,誰知我把茶送去時,他已經孤獨地離開了人世。沒設靈堂,沒有悼詞,更沒有親人們的哭聲。一個悲情的詩人,就這樣默默無聞地化作一縷青煙,消失在無情的時空之間。」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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