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1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arles Davis撰文／信宇编译）通常而言，华盛顿的政治辩论将盟国对华政策视为忠诚度测试——你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对中共软弱”？事实上，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在印太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全球区域，美国的亲密伙伴们正朝着务实的方向迈进：尽可能保持市场开放，在必要时加强国家安全，并在供应链中建立富余机制（Redundancy），确保任何单一的咽喉要道——无论是北京的还是其它任何国家的——都无法挟持整个经济。这个逻辑与里根-川普时期的政策不谋而合：通过切实有效的渠道进行威慑，在供应链中建立“管道”（Plumbing），以及优先依靠海岸警卫队进行危机管理等。
加拿大：温暖的观感，坚硬的护栏
北京在10月下旬向全球传递信息，将中共党魁习近平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的会晤描述为一次“转折点”（Turnaround），并提及“中加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表示双方将“共同推进”（Jointly Advance）这个伙伴关系。
相比之下，渥太华方面的态度明显则更为冷静，称将采取务实的重启（Reset）策略，以脚踏实地的方式，努力消除贸易“摩擦”（Irritant），避免使用“战略伙伴关系”（Strategic Partnership）一词。其实，“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标签并不新鲜：早在2005年时任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Paul Martin）和时任中共党魁胡锦涛提出强化两国关系时，北京就已开始使用这个说法。今年秋季，尽管渥太华方面避而不谈，但是中方的声明仍然沿用了这个措辞。这种细微差别至关重要，因为市场和盟友都会仔细解读这些信号。
抛开这些花言巧语，政策架构指向同一个方向：加强国家安保，并有选择地重启经济往来。加拿大2022年5月发出决定禁止中共企业华为（Huawei）和中兴（ZTE）参与5G网络建设，并设定了移除期限——5G设备移除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28日，传统4G设备移除截止日期为2027年底——同时敦促运营商从2022年9月起停止采购。此举加强了对关键领域的管控，但是并未导致全面停摆。
2024年6月，加拿大议会还颁布了《反外国干预法》（Countering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该法案建立了外国影响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并加强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CSIS）和《刑法》（the Criminal Code）的权力。结合各部门的简报，我们会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渥太华在试探贸易解冻的同时，也在扩大法律和行政手段。其结果就是，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并辅以更严格的国内监管。
这种解读也回应了近期一篇评论文章的说法，即渥太华在混合威胁下“宣布”（Declare）了两国战略关系。北京确实强调了“战略关系”（Strategic Relationship）这个词，而渥太华并没有。当我们以原始记录——政府文件和声明，以及法规和电信指令等——为依据时，我们发现加拿大的态度并非屈服，而是划分界限：对市场和领事问题解决采取了更为友好的态度，同时在关键技术和干预方面划清了界限。我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也看到了同样的模式。
日本：谨慎重整军备，严密保护核心技术
东京《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标志着一次代际转变：到2027财年将国防开支提升至GDP的2%，并获取反击能力，包括“战斧”（Tomahawk）陆攻导弹。2024年1月签署的合同锁定了数百枚“战斧”导弹，以加速这个能力的提升，公开的理由与中共和朝鲜的导弹发展趋势相关。政治因素十分敏感，但是发展轨迹却很清晰。
在技术领域，日本于2023年收紧了23类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许可——这是一项精准且符合全球标准的管控措施，旨在保护关键利益和技术，同时保持其它贸易通道畅通。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公告和后续白皮书明确指出，这些措施是基于《外汇及对外贸易法》（Foreign Exchange and Foreign Trade Act，简称FEFTA）的安全管制，旨在限制高风险技术转移，而非完全停止贸易。盟友们正逐渐效仿这种模式。日本与美国继续保持伙伴计划，保持宏观经济关系稳定，并对那些最有可能直接增强中共军力的技术设置防火墙。
菲律宾：危机应对渠道，灰色地带压力的证据
马尼拉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简称EDCA）扩大了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设施使用权限，将于2023年新增四个地点：卡加延省（Cagayan）的卡米洛‧奥西亚斯海军基地（Naval Base Camilo Osias）和拉洛机场（Lal-lo Airport）；伊莎贝拉省（Isabela）的梅尔乔‧德拉克鲁兹营地（Camp Melchor Dela Cruz）；以及巴拉望省（Palawan）的巴拉巴克岛（Balabac Island）等。此举使得菲律宾能够在数小时内而非数周内获得战略性后勤、医疗救援和燃料补给等。菲律宾军方领导人的声明和实地考察强调，这些基础设施合作旨在加强对外防御和应对灾害等。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南海的中共胁迫氛围中。在仁爱礁（Second Thomas Shoal）附近，中共海警和民兵在2024年加大了行动力度，包括水炮攻击、冲撞，甚至登船检查，导致菲律宾水手受伤。英国路透社（Reuters）、美国海军学会（U.S. Naval Institute）、独立追踪机构都记录了这些事件，菲律宾政府的声明也反映了这一点。
马尼拉的应对之策本质上是依靠记录进行威慑：与条约盟友保持密切联系，并将装备提前部署，记录并公布每起事件以提高对方的声誉成本，并与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一套可预测的后果机制。这正是我们自身研究支持的行动准则。
澳大利亚：AUKUS助力能力建设，贸易解冻促进稳定
堪培拉正根据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AUKUS，全称为AU/澳大利亚、UK/英国和US/美国）加倍加强硬实力。2023年3月签署的AUKUS协议概述了澳大利亚获取核动力潜艇的三阶段路径：第一阶段，最早从2027年开始，美国和英国的潜艇将轮换部署到澳大利亚；第二阶段，在2030年代向澳大利亚出售美国弗吉尼亚级（Virginia-class）潜艇；第三阶段，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合作，在澳大利亚建造下一代SSN-AUKUS核潜艇，首批交付计划于2040年代进行。
这种做法与美国的做法如出一辙：部署可信的水下威慑力量，其它地区外交就会变得冷淡。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精心策划了一场商业缓和行动。北京方面承诺在2024年降低葡萄酒进口壁垒，并在2024年底恢复对活岩龙虾的例行检查，同时取消对红肉的进口禁令。
此举恢复了澳洲数十亿英镑的出口，同时并未改变堪培拉在投资审查或科技领域降低风险的做法。这并非倒退回2019年；而是采取了分阶段的策略：在可行的情况下重建贸易，同时维持安全合作，并对敏感资本进行严格审查。
这些方法之间有哪些共性？
这个联盟并非漫不经心。它正在构建那些枯燥但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如通道、后勤、传感器、文件程序等，这些都使得更友好的外交氛围更加安全。在西太平洋，可以想像成一道从日本延伸到菲律宾的弧形栅栏：第一岛链限制了中共的军事路线；盟友们正努力维护这道栅栏的稳固，同时又不激怒这个咄咄逼人的邻国。
准入协议、预先部署的装备、海上态势感知，以及“海岸警卫队优先，海军超视距”的策略，都是日常使用的工具。当这些要素都切实到位——资金到位、装备和资源充足、规章制度落实到纸面上——国内民众就能容忍领导人较为友好的言辞，因为他们信任强硬的手段。这就是里根时代的策略；也是美中关系解冻能够被民众接受的唯一途径。
经济层面的转变是，七国集团转向“去风险化”（De-Risking）：绕过瓶颈点重新规划路线，而不是彻底关闭管道。这意味着在安全效益最高的地方实施出口管制和审查，同时实现矿产、零部件和路线的多元化，从而避免任何单一市场垄断杠杆作用。这种做法不如脱钩（Decoupling）那样激进冒险，但更有可能持续下去。
华盛顿的政策考验
如果美国希望这个联盟保持凝聚力，就应该做到政策研究强调的三件事。
首先，即使在危机时期也要保持沟通渠道畅通，因为在拥挤的沿海地区，误判才是真正加剧局势的因素。
其次，要投资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基础建设，如弹药储备、造船厂、EDCA设施建设，以及海上态势感知系统等，因为实际作战能力比空洞的作秀更有说服力。
最后，要将言辞与合作伙伴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的、有资金支持且可核查的行动相结合，尤其是在那些决定压力最终是会奏效还是会反弹的“核心”（Crown-Jewel）技术和灰色地带事件应对方案方面。
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大打口水战的头条新闻；而是补给是否安全顺利完成，证据包裹（Evidence Package）是否在数小时内送达，以及屡犯骚扰者的经济损失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悄然增加。
一言以蔽之：加拿大、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并非在规避风险，而是在巧妙地加强针对中共政策。它们正在缩小中共政权在关键领域——技术、军事准入和灰色地带执法等——的胁迫空间，同时保持维系各国经济和政治联盟的贸易命脉。这种平衡之道，既能削弱中共政权的影响力，又不至于引发经济冲击或军事冲突。
作者简介：
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Davis）是一名美军退伍军人和具有情报背景的讲师。他获得的军事奖项包括：两枚铜星奖章（BSM）、国防部军功奖章（Defense Meritorious Service Medal）、两枚荣誉奖章（MSM）、北约服役奖章（NATO Service Medal）、伊拉克参战奖章（Iraq Campaign Medal, ICM）、阿富汗参战奖章（Afghanistan Campaign Medal, ACM）、沙特阿拉伯解放勋章（Saudi Arabia Liberation Medal）和科威特解放勋章（Kuwait Liberation Medal）等。
原文：Allies in the Age of ‘De-Risking’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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