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上海，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军队“以农村包围城市”战术下，蒋介石国民政府军队在全国节节败退，华东、北地区已沦陷，江南的一线城市如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大兵压境的危机，凡是力所能及的各界人士都在为自己及家人的安危计划着逃亡最后的准备……
在上海前西法租界内的霞飞路（Avenue Joffre）（今淮海路）路口的湖南路边，长着粗大的法国梧桐树，树干底部都涂上了白漆，用来防止日晒和虫害。街道两旁的树叶都交叉在马路上方的中央，整条马路好像变成了一条闪烁着金色阳光的绿色天然隧道。树枝上知了一直不停大声地叫着，那高分贝的叽叽喳喳烦躁的声音淹没了附近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厅传出的古典音乐的温柔旋律。
在武康路口有一栋英国都铎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楼花园洋房，绿油油的“趴墙虎”覆盖着洋房的红砖墙，就像一个红色的调色板撒上了一层绿色的油彩。那橘红色瓦片高斜角都铎特色的屋顶，两旁有两个高高的烟囱共六条出气管道直通六个室内壁炉。花园四周高耸的双层竹篱笆墙刚刚漆上了亮亮的黑色柏油。对着马路的大铁门边上有个单人进出的小铁门。当汽车进出时大铁门才打开。今天一扇大门已半开掩着，一辆黑色1946年福特轿车停在门厅大屋檐下的石头梯阶旁。
二楼的大洋台边的一排法国落地门内的书房里，国家资源委员会材料研究所所长来回地踱步。他正在为国家的前途和自己家庭的安危感到忧虑。所长是一位职业的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精通德文，自创立了国民政府的第一个国家资源研究所以来，在同德国科技公司的合作及德国投资公司的资助下，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的矿产开采、重工业和大型机械器设备等各方面都起到了卓越的贡献。他既不是国民党员，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他与太太有三女一子。两个小的还在念中学，儿子在数月前已先行送去了美国念书，长女及二女就读于上海美浸教会所办的沪江大学，她们同学、朋友中有许多来自政界和工商业家庭，最近已放弃了家庭的工厂、公司及房地产，离开了大陆，或正在做撤退的准备。因此也希望父母尽早做出决定，像那些同学的家庭一样离开，并期望着将来能再与同学们相会。
于此同时，中央资源委员会驻香港代表处主任给所长发来了急电，吿诉他由于情况紧急，在这场纯属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战争里，国军已无法抵挡共军的进攻，计划全面撤退至台湾，并将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往台北，凭借100多英哩宽的台湾海峡做为天然障碍抵挡共军。目前共军还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有能力侵犯台湾。另外，共军目前也不想拿下香港，而是希望能够留下香港，在他们夺取大陆的政权之后，可以利用其作为一个窗口来应付西方的禁运。急电说上海会随时沦陷，请所长立即来港暂时住下，再做下一步计划。代表处在九龙尖沙咀附近的山林道有一栋房子，可提供所长全家居住。所长认识到他已没有其它选择了，决定立即离开上海。
他按了墙上的电钮通知厨房准备早餐。厨房是一个独立的二层楼建筑，位于洋房的后方，其楼上则是工人们的住宿。此时厨子阿倪和王妈已最后一次为大家准备好一特大份量的早餐，包括了所长平时最爱吃的牛油蓝莓果酱面包，送到了一楼的餐厅。餐厅紧连着隔壁的大客厅，往常孩子们开派对的时候，中间的两扇桃木门可以开启，餐厅可用于舞厅。来宾们的司机则将林肯或凯迪拉克骄车沿着湖南路，一直排到武康路的十字路口……但此刻的餐厅气氛却非常严肃，大家都在默默地进餐，不说一语。阿倪也特别准备了干粮让大家带着在路上吃。
在浦东陆家嘴的接驳船码头上，人山人海，人们都想搭乘可能是最后一班去香港的客轮。由于人多，每人只能带一件随身的小行李。码头上堆积着许多的行李。为所长服务多年的司机老吴，如同往常接送所长上下班的时候一样，戴着白手套，问所长何时能再来接大家回家，所长沉默数秒钟后，用低沉，缓慢的无锡口音答道：“老吴，我们会回来的。”
客轮下锚在黄浦江的中间，人们从摇晃着的小驳船登上那斜斜下降的船梯，拖着行李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甲板，进入船舱。
客船里挤满了人。乱做一团。此时那海关大楼的大钟敲响了英国伦敦西敏旋律的熟悉的钟声（Westminster Chimes），它更给人带来一种不安和紧迫气氛。
待家人在闷热充满吵杂的船舱里坐定后，所长一个人走到船边，此时黄浦江的风中开始下着细雨，风雨湿透了他的脸庞和衣着。他望着那东长治路每天上下班都经过的街道沿途，那熟悉的黄浦江畔海关大楼，沙逊大夏（今和平饭店）（Sassoon House）和外白度桥（Park Bridge）的轮廓逐渐地在濛濛的雨中消失，心中无比感慨。“呜呜……” 一声响亮的汽笛打断了他的思路。这时雨越下越大，轮船正开始加大马力，驶向其目的地——英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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