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5年10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程木兰、骆亚采访报导）2025年9月，黑龙江大型招聘会吸引逾11万毕业生争夺九千多个岗位，场面震撼却凸显青年就业艰难。专家分析，高校扩招导致学历贬值，产业转型难以吸纳就业需求，招聘会更沦为地方政治作秀，青年失业有如“中国火山口”，已成关乎社会稳定的“灰犀牛”。
9000岗位来了11万人
9月15日，中国黑龙江大学举行了一场“高校毕业生大型招聘会”。据官方数据，参会企业一共提供9,000多个岗位，却吸引了112,423名大学、硕士与博士毕业生蜂拥而至。人潮汹涌，甚至从会场一路排到地铁口。
据网络流传的一位亲历者视频：“现场特别特别多的应届毕业生，真的是感受到了现在就业的严峻性。”他注意到，许多企业甚至高校在岗位设置时，普遍要求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本科毕业生几乎没有合适的职位，“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视频）
网络舆论随即掀起波澜，有人形容“天下硕博如蝗虫过境”，也有人感叹“内卷”竞争惨烈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这场招聘会中，一个具体的案例尤为刺眼：锦州某集团招聘办公室秘书，条件是“985或211的硕士研究生”，月薪仅3,500元，且仅有一个名额。讽刺的是，这份职位竟被求职者视为“现场比较优质的”。
数据背后隐藏危机：经济增长与就业的脱钩
世界银行于2025年6月发布报告指出，2020至2024年间，中国GDP据称年均增速约4.9%，但城市就业年均仅增0.9%，显示“增长—就业”脱钩日益加剧。
中共教育部的数据也清晰揭示了毕业生规模的持续扩张：2024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1,179万人，2025年更突破至1,222万人。
青年失业率同样触目惊心。2023年6月，中国大陆16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达21.3%，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官方暂停公布数据，直到同年12月才恢复，但调整了计算方式，排除了在校生。即便如此，2025年8月的青年失业率仍高达18.9%，再度创下一年新高。
参与招聘会的毕业生普遍反映，学历门槛年年升高，而就业机会却逐年缩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大学生最终流向底层岗位。
易网视频上一名大学毕业生博主坦言：“今年就业不是严峻而是彻底颠倒了。现在饮料店员、超市营业员甚至外卖小哥的岗位有越来越多年轻净白的面孔。”
另一博主说起自己家乡的情况：约八成大学生毕业后无法找到稳定工作。他堂哥的儿子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当年考上大学，村里办酒席庆祝，全村人都来道贺。然而毕业后找工作半年无果，只能到菜地砍白菜，双手布满伤口，每月收入仅两千多元。父亲无奈感叹：“早知道这样，不如不让他读书。”
这群年轻人是九零后村里第一代真正“读出来”的，曾穿越几里山路上学，省吃俭用筹学费。然而，现实却格外残酷。
该博主感慨：“不是大家不努力，只是个人努力在这个时代大势面前真的显得非常无奈。”
体制性错配：教育流水线与就业市场断层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 Wong）对大纪元表示，中国当前的就业困境，不是学生选错专业或不够努力，而是“政治制度的错配”。
自1998年大学扩招以来，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黄大卫形容，大学已被异化成“生产文凭的流水线”，“每一年的高校毕业生都在创新高”，却与产业需求完全脱节。
他指出：“高等教育原本是精英阶层，具有稀缺性，代表特殊社会地位和能力；但现在已经进入大众化，稀缺性慢慢消失掉了。”
这直接造成“学历倒挂”的恶性循环。许多博士、硕士被迫去争夺原本属于本科生甚至专科生的岗位。
易网网站户名“手工制作阿爱”近日发表的视频集锦，其中一段有位本科毕业女博主慨然说道：“我已经进入衣饰工厂打工半年……其实本来就是打工的，只是恰巧读了几年书而已。”
她坦言，曾参加学校招聘会，发现几乎全是销售与保险职位，“不要求专业技能，只要会拉单”；学姐早已转行做直播，“快忘了自己以前是学什么的”；谈及表妹考完高考时的境遇：“甚至应征奶茶店也被要求大专文凭。”
另一位应届毕业生的经历更具代表性。他原本主修新能源专业，却无法找到专业对口的岗位，现在上海送外卖，每天工作10小时，完成40单左右，日均收入约380元，月入过万。但他坦言是“拿命换的，路上红灯都看不见”，在大城市里生活只觉得“受罪”，落差极大。
教育与市场的错配，让许多学历光鲜的年轻人，不得不在基层工作岗位中摸爬滚打。
招聘会的政治表演：数据造假与短期回圈
时政评论员徐真向记者揭示，大规模招聘会本质上是地方政府的“政治表演”。企业在压力下被迫参与，即使不缺人也要释放岗位，“带着压力来表演”。
这种“表演”有一套熟悉的套路：录用三个月试用期，统计时就算已就业，之后再解雇。透过这种操作，“本科生原本就业率只有10%几，研究生30%多，经过表演后可以翻倍好看。”但这只是维稳手段，无助于根本改善。
黄大卫同样指出，衡量就业质量的硬指标——签约率、转正率、岗位存续时间、社保五险一金——在官方资料里完全缺失。他断言：“这更多的是地方积累政治资本的一个表演秀。”
实际上，很多企业即便录用了毕业生，也可能在半年后就“优化”（裁撤掉），然后次年再被请来参加招聘会，形成“招人—试用—辞退—再招”的年复一年回圈。这种短期性，无法解决就业难题，反而加重了毕业生的不安定感。
黄大卫补充，现实中地方产业基础衰退、产业同质化严重，导致就业市场缺乏完整产业链支撑，尚且大型招聘会流于“政治作秀”，只求数据好看，没有透明度与长期规划。
他说道：“眼见岗位的多，不等于真的有落地，而且有质量、有保障。”
民企受打压与产业转型难：结构性矛盾叠加
徐真则分析，原本真正能解决中国80%以上就业的，是民营企业；国企最多只能承担15%～20%。然而，自2015年以来，“国进民退”愈发明显：银行抽贷、大批民企倒闭，加上对地方政府“化债”政策、“远洋捕捞式”的异地查封，打压企业发展空间，导致民企投资意愿崩塌。他直言：“民企失去信心，不再投资，就业蓄水池干涸。”
再者，中国经济正处于周期转换之中。徐真认为，过去依赖房地产、重化工等的旧模式经济逐渐衰退，而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模式尚未形成足够体量。更关键的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提高效率、减少用工”，而非创造更多岗位。
教育方面，徐真批评教育产业化二十多年来，更使矛盾雪上加霜。大量二本、三本毕业生缺乏扎实的专业技能，最终只能进入外卖、网约车、餐饮等基层行业。上述新能源专业的毕业生到上海送外卖，每天拿命跑单，便是鲜活的例子。
徐真悲观说道1970年代末“知青返城”的历史。当时1,000万至2,000万知青被街道企业、国企、行政单位吸纳，以“一岗三人”的方式维稳，最终导致国企低效与倒闭潮。1990年代朱镕基时期“抓大放小”改革，即集中资源发展大型国企，一些地方中小型国企则放开私有化或允许其破产结业，带来新一轮下岗潮。
徐真警告，如今招聘会薪资低廉、民营经济凋敝，“未来可能再次走上依靠国企吸纳失业的老路，最终导致国企破产倒闭的恶性循环。”
政治敏感性与未来隐忧：失业火山口上的中国社会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指出，大学生失业与农民工失业有本质不同。农民工尚可回乡务农，但大学生无法回到“蓄水池”，其失业直接威胁社会稳定。
2020年疫情期间，当局的六保政策涵盖“保居民就业”，2018年的六稳政策也有“稳就业”一项。
2022年疫情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王赫悲观预测：中共这个关恐怕是过不了了。
“每年有超过1,000万毕业生涌入市场，而经济吸纳能力却日益萎缩。体制内财政匮乏扩招无望，国企几乎无新增岗位，民企投资负增长、资金外逃，所有渠道几乎被堵死。”
王赫强调，这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结构性危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失业潮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
他认为，“中国社会像坐在火山口上。”一旦大规模青年失业遇上突发事件，就可能演变成抗议潮。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革命，其中大学生和失业人口在其中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
王赫说，虽然中共的社会控制能力与洗脑机制或许能延迟爆发，但危机的种子已经埋下。
与此同时，中国毕业生个体的选择也折射出对就业现状的压抑。在工厂打工半年的年轻博主无奈地说：“不要再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不肯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们早就扒下长衫了！”
这些声音，既是现实的写照，也是制度困境的证明。中国的就业问题，早已不仅是经济议题，更是关乎社会稳定与政权合法性的“灰犀牛”（可预见的重大危机），“中共知道问题的严峻性，但拿不出解方。”王赫说。
责任编辑：孙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