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香港岭南大學副教授許子東先生的新書“當代小說与集体記憶——敘述文革”，由台灣麥田今年七月推出，一种异乎尋常的沉重感郁抑心頭，几次提筆想撰文推荐竟然無法成文。
麥田出這個版本之前，大陸三聯出版社四月份已出另一版本，題為“為了忘卻的集体記憶－－解讀50篇文革小說”。大陸版比台灣版少了兩個十分重要的章節：有關近年海外關於文革的文學作品評論。作者選擇了大陸自1977年以來發表的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有關文化大革命的中長短篇小說進行歸納、分類并從中梳理抽取出這些文革作品共通的敘述模式。通過這几种敘述模式，作者告訴我們中國大陸近年來對文革反思的文學作品大致遵循著某几种詮釋思路，而這些詮釋思路又透露出某种既定的价值取舍。正是這种詮釋思路和价值取舍使得筆者心頭沉重而難以下筆。
本書是許子東的博士論文，也是許子東近十年的研究結晶。這五十篇小說的選擇是經過反复考量，并經過极為嚴格的學術標准進行取舍的。大陸近二十年來的重要小說家如王蒙、阿城王安憶、張賢亮、韓少功、史鐵生、莫言、余華、張承志、梁曉聲等等全都在冊。許子東在本書前言中表示，文革主題是當今中國作家無法回避的題目，這自然是十分中肯的評論。筆者則以為，除了由於文革於中國社會、中華民族無處不在的陰影，中國作家必須承受這一沉重的歷史事實之外，描述文革、記錄文革從而反思文革恐怕也是中國作家民族責任、主動承擔精神的表現。許子東認為，中國二十世紀末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是以寫文革題材而成名的。這一方面反映了作家的承擔精神，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對此的极大需求。然而，問題是面臨如此重大的民族災難，中國作家如何描述，怎樣反思？這种描述和反思同這個民族災難是否相稱？在多大程度上文革文學能夠撫慰民族的創傷、救治民族的心靈并重建面向新世紀的民族集体記憶呢？
沒有覺醒拒絕忏悔
許子東此書之所以難能可貴，正在於它以細密的實証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文學界文革反思的總体信息。与其說此書是研究文革小說、文革敘事，不如說是通過研究文革文學來研究中國社會的有關文革的集体記憶。在此許子東的研究超越了文學的范圍，具有了重大的社會學意義。此書大陸版的題目比較拗口，“為了忘卻的集体記憶”，看上去意義似乎不太明确，不如台灣版“當代小說与集体記憶”明白曉暢，但筆者倒以為，“為了忘卻的集体記憶”更能點題。
通過對五十部小說的“抽樣”分析，許子東從中歸納出中國當代文革小說敘事的四种模式：契合大眾審美趣味於宣泄需求的“災難故事”；体現知識分子－干部憂國情怀的“歷史反省”；先鋒派文學對文革的“荒誕敘述”；紅衛兵－知青視角的“文革記憶”。作者在結論中指出，這四种模式“是迄今為止數量眾多的小說体“文革書寫”中四條最基本的詮釋思路与敘述線索。与這四种模式對應的詮釋結論分別是“少數坏人迫害好人”，“坏事最終變成好事”，“很多坏人合作而成的荒謬坏事”和“充滿錯誤但又不肯忏悔”。通過大量的舉証，作者揭示出在眾多的文革小說的情節安排、人物設計上或者使人感到文革本身荒謬不可理喻，或者認為文革無須忏悔因為全民皆錯，或者通過反省辯証法式地總結出文革的某种正面意義。
遵循前兩种闡釋途徑，文革或者是災難，或者是坏事，但都可能“因禍得福”，“坏事變好事”。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推論，我們可以提問：文革到底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什么呢？難道中國人曾經經歷的這一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世界史上也极為罕見的大災難僅是光明到來之前所必須經受的黑暗嗎？按照後兩种闡釋模式，或者文革是某种無法解釋的荒誕，因而也無所謂教訓和反省；或者承認文革參与者的錯誤但不覺得應該反省。這种反省似乎有勇气面對道德的責難，但宗旨卻在於逃避。這不是真正的認錯，因為沒有真正覺醒。以這种思維線索，文革既無肇事者，也無責任承擔者，來無蹤去無痕，可以一忘了之。
這兩种邏輯，正是許子東的研究要告訴我們的最重要的信息：所謂為了忘卻的集体記憶。即是說，大陸到目前為止的大量文革小說，雖然將文革作為小說主題，似乎是為了加強中華民族關於文革的集体記憶，實際上不過是為了使大家忘掉關於文革的慘痛記憶。這一結論是嚴重的。因為這种“‘文革敘述’不僅已成為當代文學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之一，而且也是以現代漢語書寫的讀者最多、影響最大的一种‘文革敘述’。”許子東所分析的這些“文革敘述”不僅影響面廣，而且相當多的是中國八十年代的獲獎作品，也就是說，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這些作品不僅有著廣大的讀者擁戴，而且受到官方的認可，至少是不違背官方主流話語的。從這個角度，我們有理由說，通過這些作品所反映出的中國目前社會關於文革的認識不僅僅是一种具有廣大“群眾”基礎的“集体潛意識”，也是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所認可的“理性思考”。而從功能上看，有限的反省和有限的承擔責任正是官方的“反思”尺寸。
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我們不得不提出下列問題：在改革開放、思想啟蒙二十年後的今天，官方与民間對文革的詮釋如此一致，難道是一种正常現象嗎？是官方對文革的評判符合了歷史的真實，因而獲得中國的作家－－中國人的靈魂的工程師的真心擁護，還是作家們創造出來的“文革詮釋模式”獲得了官方的認可？誠然，許子東所分析的文革小說大多是八十年代的作品，但恰恰是八十年代是中國人思想最為活躍，官方意識形態控制最為寬松的年代。假如上述這几种文革敘述模式真實反映了中國人的集体記憶，那我們也有理由提問是何种原因造成中國人的文革反思停留於這种否定－－肯定的階段？
許子東在本書中所論的“忘卻”，自然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將文革這段歷史從中國人心中消除掉，而這也是在當今网絡時代條件下辦不到的。這里的忘卻，一是對國人心靈創傷的功能性療救，以走出文革陰影；一是對文革歷史的重新書寫，重新建造一种民族的關於文革的集体記憶。
沒有同文革災難相稱的反思
毋庸置疑，我們不能簡單地否定當代文學在描述、反省文革、揭露文革黑暗甚至衝破官方文藝禁錮方面所作的努力，僅就許子東此書所揭示的一些現象就可說明這一點。如文革結束後，小說主人公往往找不到敵人，在一些小說中，作家甚至不設反派人物；在細節描寫中，人們的嫉妒、私念常常被利用。這些都似乎在暗暗說明作家們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文革与人類天性的某种聯系以及文革“群情洶涌”現象与制度之間的神秘溝通。然而，總体觀之，當今的中國文學并沒有能夠拿出同文革這個災難相稱的回答。
對於中國現代史來說，無論從那個角度，文化大革命無疑都是极其重要的。毛澤東自己曾表示他一生只作了兩件事，一是赶走了蔣介石，一是發動了文革。對於當下的中國領導人來說，文革的終結是改革的開始，正是由於文革的劫難，才奠定了鄧小平撥亂反正修正路線的合法性，才有了八十年代億万人投入經濟建設的巨大熱情。不在一定范圍內否定文革，就不足以論証改革開放的英明正确。然而，對文革的全盤否定又可能毀掉中共立足的根基，因為文革從根本上說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极權体制所產生的惡果。
文革反思的這种雙重性，使得一方面反思得以在官方体制保護之下展開。另一方面，中共又必須對文革的研究与討論嚴加控制，對同官方口徑稍有出入的言論進行鉗制和封殺，力求將文革評說納入官方的軌道。一方面官方的政治需要使得在民間和官方的文革論說之間存在著相當多的重合空間，另一方面，嚴苛的話語環境又使得民間難以突破官方界限。
這种局面，既是歷史給中華民族提供的尋回記憶的机會，同時又是對文化精英們的巨大考驗。文革文學不負歷史需求，肩負起重塑集体記憶的使命。昆德拉說“人与權力的斗爭：就是記憶与遺忘的斗爭。”無疑，這一使命是艱巨的，也不是文學界所能單獨完成的。但正是由於這一任務的艱巨和必須，文學界反思的不足才尤其值得重視和警惕，因為文學反思的不足也折射出中國整個思想界、知識界反思的不足。同其他思想文化領域一樣，文學一面要面對本身的記憶失衡，一面要面對官方的話語封殺。目前中國文革小說所反映出的文革反思的嚴重不足，正是源於這种雙重困境的逼迫。許子東一書在大陸和台灣出兩個版本的這一事實本身就源於大陸對文革研究的封殺。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社會已經不再是毛澤東時代，官方的意識形態已不再可以統一思想。二十年來中國思想界、評論界、文學界研究文革、回憶文革、議論文革，也使中國的文革言說在一定程度上衝破了官方言論禁限。但由於官方的封鎖，一方面，對文革較有深度的分析往往無法傳達給社會大眾；另一方面，由於缺乏自由交流和思想碰撞，非官方的文革評說也難以深入。這种狀況，造成目前中國一方面有著數量可觀的文革作品，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又限於某种模式而無法超脫和提升。實際上，由於文革自身的复雜性及文革言說敏感的政治背景，如果沒有政治大環境的改觀，中國有關文革的評論、反思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恐怕難以避免扭曲和貧乏。然而，按照許子東的研究給我們提供的信息，文學的反思似乎沒能達到應有的高度。不談海外的文革研究成果，近年來大陸出現的大量的文革記實文學，如韋君宜的“思痛錄”、季羡林的“牛棚雜憶”，九十年代出現的大量思想隨筆，圍繞顧准、陳寅恪的有關思想与文化討論，等等，實際上已經遠遠超出了所謂“坏事變好事”的思考水平。從制度上怎樣避免文革不再重演、中國文化傳統与斗爭哲學、民族性格与專制、暴虐的關系等等問題已經提出。
文革文學無疑需要對已有文革反思成果有充分了解，才能夠真實反映大陸社會對文革的集体記憶，從而修复和匡正關於文革的集体記憶。由於文學作品潛移默化影響深廣的特點，文學的功能是理論界、知識界的反思所不能替代的。從東歐与俄國對极權反思的情況看，不真正解除思想禁錮，不在能夠影響廣大民眾的大眾傳媒層面討論极權的根源，反思就無法達至應有的廣度和深度，民族記憶就無法修复。有人以為，對過去的歷史應該大度，應該不計前嫌，應該向前看，應該不算歷史的舊帳。這种態度或者是為官方甚至自己開脫罪責，或者是那种“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難得糊涂”的犬儒哲學。要知道，不知古就不能知今，沒有記憶就談不上饒恕，大度不是善惡不分，是非不明。不對罪惡的歷史進行清算，就無可能避免災難的重演。
從更為根本的意義上講，文革反思的貧乏与扭曲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貧乏和扭曲而不自知，甚至在不自知的狀態下墮入犬儒和幫閑，所謂“做了奴隸而不自知”。這种犬儒和幫閑恰恰是阻礙中國社會走出文革陰影的根本原因之一。在目前中國大陸，中學生甚至大學生已經不知文革為何物。季羡林先生在其於1998年出版的“牛棚雜憶”中表示，“對廣大受過迫害的知識分子來說，文化大革命并沒有過去。”這真是一大反常現象，文革還沒有結束，年青一代已經失去了記憶。青年評論家摩羅曾指出，中國現在正在落實一個龐大的計划，把一場關系到十億人的榮譽与尊嚴、關乎整個民族的前途与命運的浩浩蕩蕩的混亂和屠殺遺忘并且抹去，而且這個計划也執行得相當成功。這种民族的遺忘顯然既包括文革也包括六四。實際上，目前國內新左与自由派的論戰中的一些新左人物言論的根源之一就是失去記憶，忘記了歷史，彷徨於無知，發生了身份錯亂。這無疑是目前官方高壓与愚民政策所結出的惡果。正是從這個畸型的現實出發，筆者認為，許子東的研究所指出中國文學反思的嚴重不足是一項重大貢獻。
驅逐极權思維重塑民族記憶
集体記憶之於民族就如同記憶之於個人。不難想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是難以在社會上生活的。他不僅不知自己從何而來，無法辯識親友，更無法面對茫然的未來。一個民族也是同樣，沒有對過去的把握，就無法面對將來。正常情況下，民族記憶通過傳統的延續、文化的積淀得以一代一代保持、積累、更新。從文明比較的角度，一個文化比另一個文化的优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民族文化的集体記憶的能力。中國文化之所以歷史悠久，在世界上獨樹一幟，正是得益於其奇妙的表意文字、浩瀚的文化典籍、近於宗教自覺的詩禮傳家傳統。然而，中國近代以來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時代，中國文化必須在劇烈的變動甚至斷裂中求其延續。這种形勢要求中國文化具有超強的記憶与反省能力。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民族記憶卻受到空前的摧毀和扭曲。古代的中國傳統，近代的中國屈辱全都在將舊世界砸個落花流水的革命凱歌聲中蕩滌和改寫。最為根本的是這种蕩滌和改寫是在一种封閉、專斷、一統的環境中達至的。
嚴格意義上講，在這樣一种環境下形成的集体記憶并非集体記憶，毋宁說這是強加的記憶，是統治者的記憶，是一党极權的記憶。有了這种記憶，就不會有全民共享的記憶，就不會有符合歷史真實和凝聚全民共識的記憶，就不會有有利於民族趨利避害指引藍圖的記憶。文革本身其實正是在全民喪失記憶的情況下發生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文革的反思既要驅逐曾經統治和正在統治中國的极權記憶，又要尋找和刷新能夠接通過去和未來的民族集体記憶。
正是從文革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空前劫難和至今仍在持續影響中國人精神的惡劣後果來說，目前中國的文革反思遠遠不能夠滿足中華民族面臨新的出發點的需要。從中華民族的精神拯救，中國社會的文化重建，中國是否能夠避免文革在將來重演來說，對文革的深入反思是万万不可或缺的。极而言之，如果不能從民族性格、制度根源上徹底清算文革的精神遺害，杜絕文革重演的可能，中華民族將無法在新世紀獲得再生。
－－轉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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