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尼泊爾發生的宮廷血案，突出了這個一項不為人注意的小國所面對的政治危机。
本文論述尼泊爾政治危机的背景，与中國的歷史關系，對中國戰略的重要性，以及可能為中國外交所帶來的挑戰。
5月7日，筆者曾在《聯合早報》上發表評論，指出在國際上并不引人注目的尼泊爾王國，其實正面臨十分嚴重的國內危机，筆者并介紹了其中的國際背景和影響。不到一個月，尼泊爾居然發生王太子槍殺父王母后和姐弟再自殺的人倫慘劇，使得偏僻的尼泊爾一下子成為全球媒體關注的地方。
据說尼泊爾的星占家曾經預言尼國國王在王儲婚事一事上將有厄運，筆者不敢自詡有如此先見，一月之前就預感尼國國內危机會如此急劇深化，蓋這類“家庭凶案”有相當大的偶然因素。但是仔細分析，尼泊爾的王室慘案，与筆者月前提請讀者注意的尼國內外矛盾危机确有一定的關系。
王室內部的深刻矛盾
第一，据英國《衛報》介紹，几年前尼國國內的政治危机确實曾引起王室內部的深刻矛盾，甚至出現國王、王后兩人失和、王后要求國王退位、國王警衛槍擊王后警衛、宮廷政變等等傳聞。
第二，筆者月前曾經指出尼國國內矛盾的外部因素之一，是印度和尼泊爾之間的各种“不平等條約”，武裝造反的毛澤東派組織因主張廢除這些條約，普通民眾擁護不算，甚至得到了尼泊爾許多上層精英的同情。根据法國《世界報》報道，尼國王后反對王儲的婚姻，有一個原因是王儲的意中人盡管出身尼泊爾世家，其母親卻是印度人，触及了尼印矛盾這一敏感神經。
如筆者前次介紹，尼泊爾國內毛派共產党武裝造反問題日益嚴重，涉及了全國人口的一大半；國內各主要政党卻仍然四分五裂，彼此爭吵不休，“民主化”后短短11年中首相已經走馬燈式地換了10位；同時尼泊爾王室与政府之間也是貌合神离。如今王室內部骨肉相殘的劇變，對原有的嚴重社會問題和政府危机更是雪上加霜，尼泊爾的政治局勢因此十分令人擔懮。
對中國極為重要
在大國林立的世界上，尼泊爾算是一個蕞爾小國。可是在地緣政治上，尼泊爾對中國卻極為重要，而且這一關系有極其長久的歷史。
早在唐太宗貞觀年間，大唐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出使印度各國，正好中天竺王尸羅逸多死，國中大亂，大臣那伏帝阿羅那順篡位，發兵劫掠抗拒王玄策。王玄策乃退至當時服從大唐的吐蕃（西藏），征發吐蕃兵1200人，再召集泥婆羅（尼泊爾之名古譯）國兵馬七千余騎，王玄策和副使蔣師仁因此率兵討伐中天竺，最后大獲全胜，“降城邑五百八十所”，并擒獲叛王阿羅那順，于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凱旋長安，獻俘闕下。這是歷史上中國軍事力量第一次跨越喜馬拉雅山。
大清乾隆年間，尼泊爾軍隊數次入侵中國西藏，曾經占領了日喀則等地，大肆搶掠。乾隆五十六年（1791），清高宗征召時任兩廣總督的重臣福康安入京，命為將軍，后又詔晉為大將軍，總領大軍征討。次年春，福康安從青海入藏，率參贊海蘭察等將大舉反攻，進軍尼泊爾境內，屢戰屢捷，一直打到加德滿都附近，尼泊爾懼而請降，中國大獲全胜，史稱“廓爾喀之役”。
這次戰爭，不僅代表中國軍隊再次跨越喜馬拉雅山，更重要的結果，是戰爭結束后北京頒行“藏內善后章程”，大大提升駐藏大臣職權，全面奠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包括确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超級活佛”的轉世，必須經過駐藏大臣監督的“金瓶掣簽”過程，方能認定。
由于英國全面占据印度，尼泊爾和西藏都先后成為列強爭奪亞洲腹地的國際大博弈的舞台。尼泊爾“既為英逼，勤修國政，力保自主之權”（《清史稿》之語），雖然保持了名義上的獨立，但大批領土被割讓給英占印度，并被迫簽訂各种不平等條約，實際淪為半殖民地。這一情形在印度獨立后并無很大的改善，印度以英帝國繼承實體自居，保留了与尼泊爾的各种不平等條約，用包括經濟封鎖的各种手段，企圖控制尼泊爾的內政外交。
在冷戰時期，尼泊爾長期缺乏自主外交的情況，為美國和印度用來支持“藏獨”運動。1960年代初期，美國中央情報局把秘密訓練西藏“反共武裝力量”（即所謂“四水六崗”軍事組織）的計划移至尼泊爾的木斯塘地區，并從此地派遣“游擊隊員”入藏實施襲擾戰。這一武裝組織后來淪為在當地騷擾奸掠尼泊爾平民百姓的“綠林好漢”，直到1974年方被尼泊爾政府軍全部殲滅。
北京外交反應遲緩
由上可見，對于中國西部的領土完整，尼泊爾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特別是近年來，在新一輪的國際大博弈中，美國加強對藏獨和疆獨等分离主義運動的支持，中國則針鋒相對地實施西部大開發計划，加速中國西部与內地的一體化。另外，印度的“大國夢”不斷膨脹，頗有參与大博弈的雄心壯志。美國的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名為防備“流氓國家”，實際針對中國（日本新外長田中女士近日在“私下評論”中即如是說），印度卻公開予以支持，意味深長。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尼泊爾的安危，對中國更至關重要。
從這一角度，不得不批評北京在外交上的反應遲緩。在尼泊爾宮廷血案后，本地區各個國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泰國、新加坡等政府首腦要員紛紛表示震惊哀悼，印度政府更作出三天全國哀悼的政治姿態。可是至本文截稿時，尚未見到北京作出同等級別的反應。回憶起當年胡志明逝世，周恩來立即率領韋國清等飛赴河內吊唁，并會見越南勞動党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而蘇聯總理則等到周恩來已經回到北京后才姍姍來遲，使得中國在當時對越外交上贏得重要一分。与此相比，令人不免有今不如昔之嘆。
在具體外交上，北京也面臨技術難題。非常明顯，北京必須与尼泊爾政府代表的“政治主流”保持密切關系，可是日益獲得民眾支持的尼泊爾毛派共產党，也是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再廣泛一點講，盡管目前在世界他處一蹶不振，共產主義運動在南亞卻方興未艾。尼泊爾之外，印度各派共產党仍然擁有很大的號召力，甚至長期控制几個邦政府。北京近年來在外交上盡量淡化意識形態，以免授人以柄。如此，尼泊爾的國內政情，增加了對北京外交的挑戰。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技研究 (https://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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