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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專欄】美國不要落入社會主義的陷阱

【名家專欄】美國不要落入社會主義的陷阱
2017年1月20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反川普遊行中,「自由之路」(Freedom Road)社會主義組織的支持者們聚在一起示威。(Slowking/GFDL 1.2 [https://bit.ly/2SdJbpl])
2026-08-2201:43 中港台時間|08-2201:43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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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6年08月20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Daniel Lacalle撰文/信宇編譯)當前,美國人正在被迫陷入社會主義的陷阱,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用一個更大的政府來解決大政府的問題是危險的。

許多人將自己的生活負擔問題歸咎於資本主義(capitalism),而真正的根源其實是國家主義(statism)。國家主義是指用政治控制、公共支出、監管、稅收和貨幣干預等手段,逐步取代公民社會、市場、儲蓄和個人選擇等制度。

我在《新全球經濟秩序》(The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2026)一書中所探討的「掠奪性國家」(the predatory state),就是國家主義的極端表現。這是一個由政治階層從家庭和企業中攫取財富和自由,以維持自身運轉、獎賞依附於其的既得利益者,並對社會施加控制的體系。

大政府、高稅收、持續印鈔以及裙帶關係,這些都不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成功推銷自己,是因為學者和政客們總是根據社會主義政策的宣傳口號來評判其政策,而不是考慮其災難性的後果。因此,社會主義是精英階層的完美意識形態。它兜售道德優越感和充滿同情心的言辭,卻讓那些它聲稱要保護的人變得更加貧窮、更加依賴、更加缺乏自由。等到人們意識到這不過是個陷阱時,國家已經過於龐大,權力已經過大,並對它誓言要保護的人民進行鎮壓。

龐大的政府、干預主義、貨幣增發和高稅收等,這些東西已經摧毀了經濟,扼殺了中產階級家庭和小企業的發展機會。更多的政府、稅收、貨幣增發和干預主義只會進一步削弱經濟。

如果龐大的政府、巨額補貼、高稅收和對經濟的政治控制是解決當今經濟負擔能力問題的答案,那麼法國就不會陷入經濟停滯、社會不滿以及巨額債務和赤字的困境等。此外,沒有任何一個經濟體能夠通過對政府債務進行政治控制和貨幣融資來解決負擔能力、不平等和生活成本等社會問題。

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並不屬於「公眾」(the public)。它是一個由納稅人資助、由政客控制和管理的體系,而政客們卻不斷要求增加稅收和支出,以提供相同甚至更少的服務。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國有化,它只是政治化而已。

許多美國年輕人被灌輸了一種觀念:他們對住房、實際工資增長緩慢、儲蓄回報低以及向上流動性下降的不滿,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失敗。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在大多數發達經濟體——以及2008年以來的美國——占據主導地位的並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是一種以大政府、長期赤字支出、高債務、不斷上漲的稅收、貨幣貶值、監管阻撓和政治干預為特徵的模式,這種模式保護內部人士,同時懲罰新進入者。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百萬富翁和富人支持社會主義的原因。社會主義是消除精英制度、扼殺競爭、保留政治關係帶來的特權,同時要求政府進一步加強控制的完美途徑。裙帶關係是國家主義的直接後果,也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步。

很少有人比社會主義暴君及其幫凶更富有、更有權勢。與此同時,社會主義需要窮人保持貧困,並繼續順從國家。社會主義用政治導向的不平等取代了成功驅動的不平等。然而,在國家主義中,不平等是價格問題,而非資源獲取問題。社會主義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和物資匱乏,因為它無視經濟計算,利用貨幣貶值來掠奪殘存的私營部門創造的財富,使公民保持依賴和順從,而政治領導人則享受特權。通過消除人們賺錢、發展和繁榮的動力,社會主義最終帶來的結果與它的承諾截然相反。然而,當人們意識到這一點時,他們已經無力回天。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正在落入社會主義陷阱,而他們真正應該譴責的是國家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精英階層的完美意識形態,因為它將強制力包裹在道德虛榮的外衣之下。它用充滿同情心的言辭和道德優越感來包裝自己,卻讓那些它聲稱要保護的人們變得更加貧窮、更加依賴、更加不自由。

貓承諾給老鼠免費的奶酪,而老鼠卻不明白為什麼那是「免費的」(free)。

這個陷阱之所以奏效 是因為聽起來充滿同情心

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不在於它行之有效,而在於它看似高尚。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它承諾安全、公平、尊嚴,以及免受市場動盪的影響。然而,當民眾意識到這不過是個陷阱時,國家已經過於龐大、過於昂貴、過於干預、過於強大,難以輕易扭轉。

國家主義的模式在發達經濟體中普遍存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預測,到2026年,發達經濟體的政府支出將占GDP的40.7%;而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經合組織/OECD)報告稱,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歐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成員國的平均政府支出占GDP的49.3%。在法國等國家,政府支出甚至超過GDP的57%。其結果是經濟停滯、社會不滿和生活成本不斷上漲,而所謂的「免費福利」(free things)從長遠來看卻變得異常昂貴。以不斷惡化的「免費」服務換取不斷上漲的稅收、難以負擔的住房和更少的機會,這筆交易極其不划算。這些數據並非極簡主義制度的體現,而是大規模政治分配的結果。

如果擴大政府規模、提高稅收和加強干預是實現社會正義的途徑,那麼年輕人應該蓬勃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體也應該成為全球領導者。然而,事實卻是,它們面臨著資產價格虛高、住房負擔不起、存款貶值以及中產階級准入門檻降低等問題。這並非因為市場過於自由,而是因為政府權力過大。

中國和北歐國家並非社會主義有效的證明,而是表明當各國放棄社會主義控制的經濟政策,轉而實施西方許多人所謂的「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unbridled capitalism)時,就能實現增長和財富積累。

而壞消息就是,儘管弊端重重,同樣的龐大政府財政模式仍在不斷擴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發達經濟體2025年的財政赤字占GDP的4.4%,並預測2026年將達到4.8%。全球公共債務總額在2025年升至GDP的93.9%,預計到2029年將達到100%,而許多發達經濟體的公共債務仍處於歷史高位。政治體制非但沒有糾正過去的過度行為,反而繼續透支未來,以維護當下的特權。因此,那些已成為新貴的政客們將當前的困境歸咎於百萬富翁和富人,即便他們沒收了富人越來越多的財富,經濟狀況也只會惡化。這就是我在上述著作中提到的「掠奪性國家主義」(predatorial statism)。政客們每年攫取國家財富的更多份額,然後反過來指責那些創造財富的人,以此煽動嫉妒、仇恨和依賴等。

貨幣貶值導致國家臃腫

這個模式一直以來都依賴於各國央行的持續干預,這些央行不斷為政府和主權債務提供緩衝,使其免受過度支出和不負責任的財政政策帶來的後果。跨央行數據顯示,美聯儲(Federal Reserve)的資產負債表在2022年4月達到峰值8.97萬億美元,歐元體系(Eurosystem)在2022年6月達到峰值8.84萬億歐元,日本央行(Bank of Japan)在2024年8月達到峰值764.8萬億日元,峰值分別相當於各自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4.5%、64.2%和125.8%等。即使到了2026年,這些資產負債表相對於國民產出而言仍然規模龐大。

這並非中立的技術官僚體制。它是一種懲罰儲蓄、補貼債務、削弱價格發現機制、通過掩蓋主權債務風險來推高金融資產價格,並悄然將財富從儲戶、工人和工資轉移到負債纍纍的政府手中的機制。當國家支出過多,而中央銀行又掩蓋其後果時,民眾被告知他們受到了保護。然而,貨幣貶值和資產通脹卻讓他們日益貧困。

人為創造貨幣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不成比例地惠及政府和那些能夠抵禦貨幣通脹的資產持有者。與此同時,它總是損害實際工資、存款儲蓄以及那些沒有資產的人的利益。政客們試圖告訴民眾,他們可以通過稅收、政府轉移支付和徵用來抵消這種影響。然而,這只不過是一種伎倆,目的是讓工人和低收入者更加依賴於一個永遠無法兌現「輕鬆賺錢」(easy money)承諾的國家,因為貧困的進程不會改變,只會加速。

政府規模大,民眾就窮;政府規模越大,民眾就越窮。

社會主義權力賦予精英 而非民眾

社會主義常被標榜為反抗特權,但實際上,它卻是鞏固特權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國家規模越大,政治影響力就越寶貴。體制干預越多,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機構及其關聯利益集團就越容易左右政策、攫取補貼、壓制競爭,並決定誰能獲得優待。

這就是社會主義對精英階層如此具有吸引力的原因。它讓他們能夠用充滿同情和人道主義的語言說話,同時構建起依賴性的結構。它為他們推行更高的支出、更高的稅收、更大的控制和更龐大的官僚機構提供了道德上的掩護,即便這些政策會降低生產力、懲罰勞動和投資等,並使數百萬人陷入停滯不前。精英階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會遭受苦難,因為他們可以將財富儲存在體制之外,而那些投票支持擴大政府規模的人卻常常疑惑,為什麼他們的境況一次比一次更糟。

解決效率低下且負債纍纍的政府問題的辦法並非擴大規模。增加政府規模、提高稅收、加強干預並不能解決大政府、稅收上漲和干預主義規劃已經造成的損害。它們只會進一步削弱經濟,降低人們工作、儲蓄、投資、建設和創新的積極性。

住房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經合組織(OECD)指出,土地用途限制、分區壁壘和供應瓶頸等公共政策選擇是造成住房負擔能力問題的核心驅動因素。然而,社會主義的政治解決之道並非消除壁壘、擴大供應,而是增加補貼、加強管制、引入更多層級的干預措施,從而保護既得利益者,加劇市場扭曲。

美國年輕人並非在承受資本主義的失敗,而是承受著國家主義、龐大政府、永無止境的財政赤字、債務依賴、貨幣干預主義、繁重的監管負擔以及懲罰勞動和資本的稅收制度等一系列弊端的累積性失敗。當同情的言辭讓位於苦難的現實時,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已經建成,用來懲罰它聲稱要保護的公民。

繁榮和機會平等需要與社會主義截然相反的理念。它需要規模更小、效率更高的政府,預算控制,開放自由的貨幣體系,降低創新、企業和住房供應的門檻,以及鼓勵努力、儲蓄和創業而非依賴、消費和借貸的稅收制度。

社會主義者深知,他們無法依靠社會主義本身來推銷它;沒有人會投票給他們。所有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的例子都慘敗了。他們需要用虛假的例子——比如北歐國家——來推銷社會主義,並將其偽裝成對現有體制的仁慈「改進」(improvement)。他們聲稱,只要賦予政客更多權力,民眾就不會失去如今的經濟增長和商品服務。這種「只要賦予社會主義政客更多權力,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反而會獲得成功」的謊言,最終總是會導致停滯、依賴、貧困和壓迫等。

社會主義者總是說「真正的社會主義從未實現過」,這顯然是謊言。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偉大的理念,只是執行得不好或不完整。它是一個可怕的理念,卻被完美地執行了。當社會主義者最終說服民眾接受社會主義時,陷阱就設好了。他們掌控了各種機構,建立了一個依附於他們的順從社會,並在揮舞著「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大旗的同時,從內部摧毀民主——這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因為社會主義永遠是暴政和控制,而不是繁榮。然而,到那時,民眾已經無法擺脫它了。

綜上所述,將政治干預主義(political interventionism)造成的災難歸咎於資本主義並非錯誤,這是一種兜售社會主義陷阱的策略。

作者簡介:

丹尼爾‧拉卡勒(Daniel Lacalle)博士,是對沖基金Tressis的首席經濟學家,著有《自由抑或平等》(Freedom or Equality, 2020)、《逃離央行陷阱》(Escape from the Central Bank Trap, 2017)、《能源世界是平的》(The Energy World Is Flat, 2015)和《金融市場的生活》(Life in the Financial Markets, 2015)等著作。

原文:Americans Are Falling Into the Socialist Trap by Blaming Capitalism Instead of Statism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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