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8月28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Peter Dahlin撰文／信宇編譯）地緣政治局勢動盪時期，往往會誘使各國採取矯枉過正的戰略。如今，隨著一些西方盟友對美國日益失望——他們不滿於美國的政治動盪、政策優先事項的轉變，或是對其不可靠性的認知——一種誘人卻危險的理念開始流傳：如果華盛頓不可信賴，或許北京可以。
這種邏輯看似簡單，實則極具誘惑力。中國幅員遼闊、經濟富裕，並且深度融入全球供應鏈。它能夠提供貿易、投資，以及「穩定」（stability）的承諾。然而，這種思路不僅存在缺陷，更是一個陷阱。
一個不可靠的美國並不會讓中共變得更可靠，也不會讓中共失去其戰略競爭對手的地位。即使僅從經濟角度來看，認為與北京深化融合就能穩妥應對風險的想法，也是對近期歷史的嚴重誤讀。
西方國家並非首次走上這條路。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歐洲和其它美國盟友將中國視為新興的經濟強國。他們當時的假設就是，貿易將促使北京走向自由化，相互依存將形成相互制約，而中國融入全球經濟將成為一股淨穩定力量。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中共利用西方的開放姿態，建立了不對稱的依賴關係，獲取了關鍵技術，並擴大了其地緣政治影響力。到了2010年代末和2020年代初，許多西方國家卻不得不爭相擺脫對中共製造業、稀土、醫藥和電信等領域的依賴。
對於西方社會而言，中共的「警鐘」（wake-up call）意味越來越明顯：供應鏈的脆弱性、脅迫性的貿易行為，以及中國經濟實力與其威權政治體制密不可分這個事實。
如今，如果因為對華盛頓感到失望而重蹈覆轍，那將是一種戰略性失憶。
「轉向中國」（pivot to China）論調的核心謬誤在於，它假定北京是一個中立的經濟主體，其可靠性可以獨立於其政治野心而評判。然而，中國的經濟關係並非單純的交易，而是國家治理的工具。
北京的投資、貸款和貿易協定都帶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旨在獲取影響力。從澳大利亞到立陶宛再到韓國，許多國家都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一旦出現政治分歧，北京會毫不猶豫地將市場准入、旅遊流量或進口限制作為籌碼。這並非偶然，而是其體制的固有特徵。
北京的過往記錄最足以令人質疑其提供更安全替代方案的說法。研究人員記錄了2010年2月至2022年3月期間的123起案例，在這些案例中，中共因政治爭端而實施或威脅實施抵制和歧視性限制。
韓國在2016年同意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後，經歷了慘痛的教訓。北京以韓國企業集團樂天（Lotte）為目標，通過選擇性安全檢查關閉了其在中國的大部分商店，直到該公司在損失約18億美元後被迫完全離開中國。更廣泛的爭端給韓國經濟造成了約73億美元的損失。
澳大利亞在2020年呼籲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後也經歷了磨難，面臨著中共對葡萄酒和其它商品徵收高達218%的關稅以及其它限制。
相比之下，美國儘管政治動盪，但在法治、獨立法院和透明監管程序的框架內運作。即使華盛頓令其盟友感到沮喪，它也不會像北京那樣實施有針對性的經濟脅迫。美國有時可能難以預測，但中共政權的強制力卻是可以預見的。
此外，中共提供穩定替代方案的想法忽視了其自身經濟的結構脆弱性。增長放緩（過去幾年可能幾乎處於停滯狀態）、人口崩潰、債務增加和政治控制收緊，創造了一個遠比「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BRI）時代光鮮亮麗的敘述更難以預測的環境。
如今，西方國家若加深對中共的依賴，可能會發現自己被束縛在一個面臨長期停滯的經濟體系和一個日益傾向於出於政治目的干預市場的領導層之中。這絕非建立可靠性的良方。
此外，還存在一個更深層次的戰略矛盾。許多正在考慮與中共建立更緊密經濟聯繫的西方國家，同時也對北京的軍事野心、其在印太地區的強硬姿態以及其重塑全球治理的努力感到擔憂。
認為可以將經濟一體化與地緣政治結盟割裂開來，無異於忽視了中共過去三十年的政治策略。經濟依賴並非抵禦衝突的緩衝，而是一種可能被利用的弱點，而且這種弱點終將被利用。
出於對美國的失望而選擇中共，並非一種對沖策略，而是放棄了影響力。它以短期的便利換取了長期的脆弱性。而且，它有可能重蹈覆轍，犯下西方直到最近才開始糾正的錯誤：即認為與北京的經濟接觸能夠完全不受中共政權政治野心的影響。
作者簡介：
彼得‧達林（Peter Dahlin）是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非政府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成立於2016年）創始人，也是總部位於中國北京的非政府組織「中國行動」（China Action）聯合創始人（2007—2016年）。他著有《媒體審判：中共的新式審判表演以及中國媒體的全球擴張》（Trial By Media: China’s New Show Trial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a, 2018）一書，也是《失蹤者人民共和國：中共治下人口強迫失蹤系統內部追蹤》（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 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2017）一書的撰稿人之一。他從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並被關進祕密監獄。隨後他被驅逐出中國並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國之前，他為瑞典政府工作，處理性別平等問題。他現在居住在西班牙馬德里。
原文：The False Refuge: Why Turning to China Is No Answer for Disillusioned Western Allies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