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8日，流亡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年）在哈佛大學一場畢業典禮上發表了演講。講話引發軒然大波，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會招致同樣的批評。
這篇後來命名為「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的演講，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比一般的畢業典禮演講長得多，這不僅是因為內容較長，還因為索爾仁尼琴是用俄語演講，並由翻譯伊琳娜‧伊洛瓦伊斯卡婭-阿爾貝蒂（Irina Ilovaiskaya-Alberti）進行即時口譯。
然而，真正引起聽眾和評論家們強烈反彈的並非演講的長度，而是其內容本身。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抨擊蘇聯，也沒有讚揚美國給予他的自由，而是對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民主政體都猛烈開火。他斥責西方及其領導人和公民「軟弱又懦弱」，淪為一個道德淪喪、墨守成規的社會，一個公民只求自由卻不願承擔責任的社會，一個媒體報導聳人聽聞、草率敷衍的社會，一個意志消沉、擁抱世俗人文主義、最終腐蝕了自身靈魂的社會。
假使對這番批評表示震驚的評論家們讀過索爾仁尼琴此前六年發表的演講，如他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美國友誼勳章的獲獎感言，及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專訪，他們或許本該預料到他會說出這樣的話。
圍繞共同主題的演講集
《我們已看不到生命的意義》（We Have Ceased to See the Purpose，暫譯）由索爾仁尼琴的次子伊格納特（Ignat）編輯、聖母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收錄了索爾仁尼琴1972至1997年間的十篇演講。這本文集篇幅不長，部分原因是索爾仁尼琴認為作家應該花時間於寫作，而不是浪費在演講的準備上。
如果我們通讀這些演講，會發現哈佛大學的演講並非只是一記警示。其中的主題貫穿了索爾仁尼琴的所有演講。他顯然希望向現代世界傳達某種訊息。雖然不同的演講側重於不同的議題，例如大不列顛的衰落，或是向法國大革命期間旺代地區的抵抗致敬，但索爾仁尼琴所關注的某些主題始終貫穿其中。
在探討其中三個主題之前，我們應該謹記「非此即彼」的謬誤──這種錯誤的二分法只呈現兩種選擇。索爾仁尼琴在哈佛的演講冒犯了一些人，或許他們的不滿不無道理，認為這是對庇護他的東道國的不敬。然而，有些人則陷入了典型的非此即彼的錯誤觀念：蘇聯不好，美國好。
「不」，索爾仁尼琴說，還有第三條道路、一個更好的選擇。西方的物質主義和共產主義蘇聯的物質主義都是死胡同，忽略了美德和人類對精神的深切渴望。正如他在哈佛演講中所說：
「（我們的任務）不是沉溺於日常生活，也不是尋找獲取物質財富的最佳途徑並貪婪地消費它們，而是承擔起永恆而認真的責任，使人的一生首先成為一場道德提升的體驗──在離開人世時，成為一個比出生時更好的人。」
索爾仁尼琴說，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實現這種昇華，人類就能「超越物質主義的世界洪流」。
這是我們在此探討的三大主題中的第一個，也是人們因追求物質財富而忽略精神和人性價值與美德的主要原因。
「人已然忘卻神」
1983年，索爾仁尼琴在倫敦發表了坦普爾頓講座（Templeton Lecture），並因此獲得了坦普爾頓宗教進步獎。考慮到這位作家對信仰的保守態度，這個獎項名稱頗具諷刺意味。他以這樣一段話開篇：「半個多世紀前，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聽到幾位長者這樣解釋俄羅斯遭遇的巨大災難：『人們已經忘卻了神（Men have forgotten God），這就是發生這一切的原因。』」
在這次講座中，索爾仁尼琴簡要回顧了蘇共統治下宗教迫害的歷史，以及許多因拒絕放棄信仰而殉道的人們。如同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一樣，他隨後將目光轉向了歐洲和北美：
「在數十年的逐步侵蝕下，西方社會對『生命意義』的認知，人們已悄然不再視之為比『追求幸福』更為崇高……善與惡的概念已遭嘲諷數個世紀、排除在日常用語之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僅具短暫價值的政治或階級分類。」
在這裡，如同在其它演講中一樣，索爾仁尼琴也談到了喪失信仰對藝術的危害：「在東方，藝術的衰落是因為它被摧毀和踐踏；而在西方，藝術的衰落是自願的，是陷入一種矯揉造作、故作姿態的追求，藝術家不再致力展現神聖，而是試圖以自己取代上帝。」
他在1993年於列支敦士登獲授榮譽博士學位。在現場演講中，這位作家指出了科技的雙刃劍性質：「誠然，科技的饋贈豐富了我們的生活，但也奴役了我們……一切都在為物質而奮鬥；但內心深處的聲音卻隱隱提醒我們，我們失去了一些純粹、高尚而又脆弱的東西。我們已看不到生命的意義。」
隨後，他提出了一個問題：「讓我們承認吧，即使只是低聲私語、只對自己說：在這飛速奔忙的生活中──我們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活？」
頹廢
與這種普遍「失憶」密切相關的，是索爾仁尼琴對頹廢的看法。
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他只用過一次這個詞，用來描述一種注重法律的文化，與基於真理和道德的文化作對比：
「社會似乎幾乎沒有辦法抵禦人類頹廢的深淵……比如充斥著色情、犯罪和恐怖的電影。所有這些都被認為是自由的一部分，理論上，年輕人可以選擇不看、不接受，以此來抗衡這種自由。」
在別的演講中，他更直接地談到了現代人的頹廢──人們不斷追求自由、享樂和安逸，卻逃避責任。1976年在倫敦演講時，他說：「如今的歐洲又如何呢？它不過是一堆紙板搭建的舞台布景，彼此討價還價，看誰能在國防上省下更多錢，好讓其他人享受更舒適的生活。」
作為作家的索爾仁尼琴，通常能駕馭自己的文筆與情感，但在《自由的淺薄》（The Shallowing of Freedom）一文中，他的措辭卻異常尖銳，譴責了不受約束的自由所帶來的種種弊端：「自由！──讓出版商和電影製片人用墮落的污穢毒害年輕一代。自由！──讓青少年沉迷於休閒及享樂，而不是致力於學習及道德提升。」
遭到忽視或遺忘的歷史與深層文化
索爾仁尼琴經常在演講中提及歷史，尤其是20世紀，他認為20世紀「比以往任何世紀都更加殘酷」。例如，他談及二戰後盟軍殘酷地強迫遣返俄羅斯公民及士兵，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些人最終不是受死，就是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他指出，多年以後，西方媒體仍然掩蓋了這段歷史。
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他亦強調了年輕人對歷史和政治的無知：「年輕人竟把中國紅衛兵的那種批鬥，欣然奉為榜樣。這是對亙古不變的人性多麼膚淺的無知，這是未經世事的心靈多麼幼稚的盲信！」
在1997年於莫斯科發表的題為「文化的衰落」（The Depletion of Culture）的演講中，索爾仁尼琴回顧了25年前諾貝爾獎獲獎辭的主題。儘管他是在俄羅斯科學院演講，但其核心觀點仍具有普世意義。他認為，「歷史進程的實質不在於其展現的表面，而在於精神的深處」，並且「只有當道德土壤得以復興，文化才能再次向我們敞開其純粹的深邃懷抱」。
他警告說，在道德復興發生之前，「我們民族的存亡將取決於在黑暗時期堅持下去的那些人……他們致力於保護我們免於毀滅，提升、強化並且發展我們心靈和靈魂的內在生命──即文化。」
比以往更具現實意義
如今，即使只是粗略地審視一下索爾仁尼琴的演講，也會發現其內容和建議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甚至可能變得更加重要。改寫人名和日期，改變情境，我們便會發現，我們的文化，以及我們自身，正遭受著他半個世紀前所描述的那種風雨的侵襲。
我們當中若有人仍能從他的演講中汲取智慧和指引，這本身就是對他遠見卓識的致敬。索爾仁尼琴的分析，加深了我們對當今貧瘠且往往粗鄙的文化的領悟。說來也怪，這種領悟帶來了希望。我們或許無法平息周圍的風暴，但我們可以游向他所指引的真、善、美的彼岸。如此，我們才能成為更完整的人。
我們可以與「在黑暗時期堅持下去的那些人」同行。◇
原文「Seer and Sage: The Speeches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刊載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傑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個孩子，孫輩成群。20年來，他在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Asheville）市為「在家上學」（Homeschooling）的學生研討會教授歷史、文學和拉丁語等課程。他著有兩部小說《阿曼達‧貝爾》（Amanda Bell, 2013年）和《翅膀上的塵埃》（Dust on Their Wings, 2015年），以及兩部非小說類作品《邊走邊學》（Learning as I Go, 2013年）和《電影塑造人格》（Movies Make the Man, 2016年）。他目前在弗吉尼亞州的弗蘭特羅亞爾市（Front Royal）生活和寫作。
責任編輯：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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