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看到在城裏擺攤的農民讓孩子剝毛豆、蠶豆賣，總是想起小時候我最怕剝毛豆，因為手笨（手指小肌肉運動能力差）、毛豆粒小，半天剝不出一碗。而剝蠶豆就爽多了，半天能剝一盆。無論毛豆蠶豆，菜販子的豆子價格，都基本上是通過出豆率折算出來的帶殼的價格倍數。勞動時間（人工）是排除在成本之外的。何況還是自己孩子的勞動時間！
經濟學有機會成本概念。但我不會對菜販子說：如果讓你的孩子用剝毛豆的時間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從長遠看或許有更大的收益。我知道我的父母親讓我剝毛豆是沒辦法，因為他們一放工回家就要燒飯喂豬。
現在中央電視臺讓有幸脫貧的農民背誦“黨的領導好”，都說“我的雛雞多少錢一隻，成雞多少錢一隻，飼料等等多少錢，一隻成雞賺了多少錢”……20年前我學了點經濟學就覺得這樣算有什麼不對，直到這幾年對“GDP政績合法性”有了強烈的反感，醞釀批判“GDP政績合法性”，便更加覺得農民的傳統本利意識有大問題。
首先當然是沒有計算人工。勞動時間而且平均勞動時間是扯不清楚的，那是一個經濟哲學範疇，同樣的，價值以及價值決定價格也是扯不清楚的。“工種”或者“行業”的“計件平均勞動時間”也許可以計算，但是變化著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怎麼能及時算清楚的？現在中國政府要求進城農民也能按月領工資，等誰來算清楚“本月勞動時間”再定工資？而現在進步社會已經按周發餉了，更算不過來了。馬克思是為勞動人民說話學問大了不起，但我學政治經濟學的時候，因為他的這一“本質論經濟學”如何變成日常經濟生活的困難而深深苦惱。
但是“非本質論經濟學”也就那麼回事！追根窮底的追問：“憑什麼定這個工人一天這麼多工資？”除了“同行業同社區工資行情”和“勞資雙方同意”，比“本質論經濟學”輕鬆得多爽得多，但要深入追問，勞資雙方都恐怕說不出多少道理來。所以這個“雙方同意”了不得！恩格斯說“思維不能追問到比物質的互相作用更遠的地方”。本質這個詞當然可以使用，人們有使用任何語詞的權利，但作為方法論世界觀層面的“本質論”，一定沒法上升或者下降到事實領域或者現象世界。
這個“雙方同意”就是人世間最最了不起的原則，無論經濟政治和其他所有社會關係發生的地方，都必須把它當作“第一社會原則”，否則人們必然要發生衝突、爭鬥。
傳統農民的成本意識是真正見物不見人的，馬克思揭露早期資本家給工人的工資只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可變資本”，現在共產黨中國給進城農民工的工資也是如此。深圳等地10餘年來沒有增加進城農民工的工資，就是馬克思揭露過的。“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當然不必計算“人工”，而只需計算“最低物質消費”——不至於餓死凍死的溫飽所需費用。這當然與胡錦濤們講的“以人為本”背道而馳。中國一些經濟學家把人當作“人力資源”，實際上也是把人當作勞動工具，不利於在勞動報酬上充分考慮“人工”。
人工價格最要害最重大，但所有的商品價格究竟如何形成的，我看把供求關係、預期作用等等，拿到一起來解釋也還是難以完全說透。當貨幣成為價格的普遍仲介時，既然價格說不透，貨幣量的問題也就連帶著說不透。例如市場經濟為什麼要運用政治權力來升降利率，規定只有政府才有發行貨幣的權力，而那印鈔機究竟印這麼多而不是那麼多，道理究竟何在，誰能徹底說透？中國2004年增發新鈔4萬億，道理究竟何在？這樣想著，我就會陷入有神論：無論“看不見”還是“看得見”的手，似乎都被“上帝之手”安排了，否則，管你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徹底的科學主義者必然陷入無窮無盡的苦惱！而當貨幣量與大多數民眾的收入增長無關，GDP卻不斷增長著，我看除了人們的日常感受和不同利益群體間的“互相同意”，沒有什麼經濟學能夠獨立解釋經濟現象！
這樣經濟說到底就還是政治。政治從一開始就在每一處人與人的關係領域存在了！而最樸實又最了不起的政治說到底無非是“同意的政治”。廣義的“社會權力”離開“社會契約”意義上的憲政法治，必將陷入混亂！
農民們由於沒有人工工資的談判生活，也就沒有人工成本的意識。這樣看問題，明眼人立即會發現：除了胡作非為，中國沒有一個不是農民！中國人的工資哪一個經過了真正的談判同意呢？中國人有薪酬高低意識、收入多少意識，但卻沒有人工成本意識。準確說，是沒有“同意”基礎上的人工概念。離開這一點，談論人力資源，我不知道還能怎麼談得科學！（狂妄一點說，在我看來離開政治談工資、成本、價格、貨幣都是非科學甚至反科學的！）
深圳社區有其工資行情嗎？沒有！中國沒有社區，中國只有一個社區，一個強力捏合著的“國家”（黨國）。既然不存在工人的人權不存在真正的工會不存在勞資談判，一切就主要取決於老闆的良心，例如相對落後的南京完全可能與深圳的工資一樣，甚至更多一些。而當億萬民眾的生存權已經成為一種最剛性的質押，而必須經過唯一的通道——服從順從巴結仰仗老闆和元老闆，才能換取生存的時候，可憐的“打工仔”就只能給什麼吃什麼、給多少領多少了。於是，面對記者或者任何關心他們的調查詢問：“你受傷是因為工地缺少安全設施嗎？”他會回答：“不是，是怪我自己不小心”；“你領到了工資嗎？”她會回答“領到了”或者“快領到了”，哪怕他每天討要三次而遭到不止三次的訓斥，他（她）也會說“我們老闆蠻好的”。
當農民是個體生產者的時候，不計人工成本至多影響到社會經濟文明進步的速度；而當一個社會的統治者不允許人工成本意識發揮作用的時候，則不但直接人為阻礙了社會以至全人類經濟文明的進步，（例如使得整個國家成為為外商打工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普遍反人權狀況，就一定影響到人類的經濟進步）而且直接製造了“壓迫—剝削”（沒有壓迫就沒有剝削）的苦難！這種危害與農民個人的經濟習慣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有著根本不同的區別。
如果說傳統農民一般說來缺少的僅僅是人工成本意識，由於他的利益本能，他不可能對一些有形的成本或者損失，也視若無睹。可是，在這裏，只看“GDP”或者只看對鞏固權力有直接財政政績貢獻的統治者，就比農民落後千萬倍了！
農民們會讓自家的土地隨便被人濫用嗎？會同意鄰居把什麼垃圾都往自家地裏傾倒嗎？會只種地不養地嗎？……等等，至少一切有形的經濟利益，農民都不會疏忽。但是，只考慮眼前鞏固權力的財政需要的統治者，卻會揮霍浪費許多有形的社會利益，這是因為“社會”與它除了服從與否，他並不更多關心一點只有它才能對之負責的東西。
於是，像在中國就毫不奇怪地看到了諸方面的反經濟現象及其惡化。這就是例如北大荒也已經嚴重出現的水土流失，長江如此下去10年內會崩潰（污染與枯水），河北省的一個湖剛剛消失，青海湖嚴重萎縮，滇池發臭，淮河投資600億未能改觀，太湖治理污染不斷投入不斷復辟；銀行窟窿不斷補不斷出；能源嚴重浪費，資源嚴重耗損，生產率低到得不償失也照樣生產，投入8元才能增長1元，產品積壓長期超過40%，耕地快速減少與壟斷性價格商品房空置4億平方米，年產500輛的汽車廠也照開不誤，官車年耗超過了年國防花費……這些敗家子式的反經濟現象，難道不是比農民的落後成本意識嚴重無數倍嗎？！
──轉載自《議報》第187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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