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跟参与此次引起全球瞩目的中共“天安门密件”的著名美国中国问题研究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 ）一样，对这样一份从集权体制国家流出的决策密件，抱着求真、求精的态度。但在中共作为冷战后不仅幸存，而且经济崛起，正面临如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口，尤其中共又是后冷战时期列强中，唯一坚持马列社会主义而与欧美日关系暧昧的特殊“大国”，这部可能触动中共内部政治平衡，引起滔天巨浪的文件的“政治后果”，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包括编辑本书的美方学者在内，许多人期待此书出版能为中共改革派在“十六大”权力交班前，助长声势；或至少为僵化的一党体制打通任督二脉，不至于将来被动地遭到苏联式的、灾难性的解体命运。然而，恐怕事与愿违的情况是，无论此文件的真假如何，其出现的结果非但不会促进走向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反而可能危及尚有部分实权并赖以艰难地推动政治、经济改革者的政治前途，理由如下：
第一，文件内容与目前外界的诠释方向大大缩小了中共所谓“改革派”的阵营；这是最严重的效应，可以分成两部分说。其一是文件被诠释为主导改革方针廿年的邓小平乃八九事件悲剧收场的主因（无论是否由于被“蒙蔽”），这正使得原本外界观瞻不佳的当前在位者，可以显得与邓是同一阵线。熟知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推动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几乎是完全否定了中共开国者毛泽东的路线。但中共政权的特性使得邓也不能公然否定毛的一切。现在“天安门文件”似乎可能否定邓的改革者地位。若此局成真，反对深化改革的人士将扭转八?年代与“深化改革”论多次“交锋”的劣势，一举夺得邓小平神主牌，且将“十五大”竖起的“邓小平理论”往“左”定位。极难想像否定邓小平，对还要留在中共党内推进改革的人，有任何政治好处。其二是文件被解读成目前在改革十字路口勉力维持钢索上平衡的中共领导人，乃是因八九事件而获利者，得位正当性并不充分。这种诠释后果将使得从国力崛起与国际纵横获得自信的中共领袖，在维持内部微妙平衡从而顺利交班上失去信心，恐惧走上苏联总统戈巴契夫的老路。依照中共历史教训，当权者短期可能走宁“左”勿右的路，以原本将被“三个代表”架空的“四个坚持”护身，更不可能为八九事件平反。
第二，文件被形容成“有利”于当今在位的部分中共高层。但目前被外界“分辨”出的这些部分，一来不包括维持平衡的第一顺位领导人，二来这些部分与党、军渊源不深，而多是西方印象较好，改革过程意识形态包袱较少的经贸、技术官僚。他们在广大的中共既得利益结构中，权力基础原本就不够稳固。只是在邓小平坚持继续开放改革，换取持续成长的目标下，务实者的实绩与廉能为自己在权力天平上加了码。这些其实都是被文件出台“寄予希望”的人士们的弱点。在当前大陆民众尚安于保守政治、小康经济的气氛中，期待民众、力量单薄的知识界，乃至广大党员干部为“改革派”作出“生死抉择”，就像期待京沪学生再度掀起新民运一样不切实际。
第三，“天安门密件”的出现，正巧赶上美国行政当局更迭，且倾向对中共采取更强硬态度的不良时机。正当中共内部对如何看待美国新当局乃至总保守化的势头日益明显的日本争论不休之际，“天安门密件”极可能被不当联想为美国“和平演变”的图谋，从而使中共危机感升高，改革减缓。且自一九九九年中共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以来，大陆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士已面临民族主义出轨发展的庞大压力。“密件”“告洋状”的暗示，将更有助于保守者压缩改革思想的空间。
最后，“天安门密件”与向来外界企图促发中共大规模改革的贡杆都是－“六四”翻案。但悲剧性在于，同样在天安门，“六四”与一九七六年“四五”事件有着极大的差异。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时中共与外界互动甚少，反而使得事件参与者动机易于被单纯化－感念周恩来、打倒四人帮。一九八九年时，中共已经开放十年。“六四”沾染了太多西方乐见甚至干预的色彩，部分主事者至今在美、欧、台湾等地生根，诉求抵制乃至推翻中共，使得事件落入难以被任何中共当权者平反的“宿命”。“密件”的效果又重复着“六四翻案”的老路，后果不难得知。
西方面对异质的各种“东方”政权，特别是处于利害冲突时，常有以直接触发对方权力结构矛盾，以达到改造对手的效果，其急切有时甚至不顾“和平演变”的规则。观诸美国处理古巴、智利、南越、伊朗、伊拉克乃至日前“孙立人案”平反的大场景－一九五?年的台湾，都是如此；但效果如何，往往仁智互见。此次“密件”投入中共敏感政局，短期内最佳状况是中共“核心”诉诸“同舟一命”，“十六大”前各安其位，而经济开放照旧，政治改革放缓，人人都保善终。若否，则可能弄巧成拙，使大陆各界衷心改革者功亏一篑。至于文件的真实性，本该期待中文本出版。但中文本既然要等待“翻译”，则恐怕也不是原件，那也不重要了。“朝廷密旨”，胜利者产生后，谁在乎真假？
（作者为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转自《中国时报》，本文分析不代表大纪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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