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日讯】 在中国国内，毛泽东研究，限于政治环境，只是执政党旨在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政治结论的工具；在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比较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有：把毛泽东思想与列宁、史达林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进行比较的施瓦茨、迈斯纳、施拉姆、德尔斯科和斯塔尔等人的研究；把毛泽东思想与格拉姆西、卢卡奇、卡尔斯、马尔库塞和康得、黑格尔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进行比较的魏克曼、迈斯纳等人的研究；六十年代初期，在英国《中国季刊》上，也曾有威特福格尔与施瓦茨关于毛泽东的“主义”与“思想”之争，而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和“非毛化”思潮的登陆，更为以后的“论战”提供了日新月异的内容，但这些研究也不免带上冷战色彩。在大部分属于真正“学术”的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独特事物看待；更多的文章仍流于声讨檄文和“政治控诉状”。至于毛泽东思想或主义究竟“是什么”，仍然是人言言殊，各持一端。
但凡对毛泽东的资料稍有涉猎的人都会知道，研究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晚年思想，即使排除政治的因素，也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毛的言论很多，很散，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论十大关系》等几篇论文外，几乎没有正经的著作。因此，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决不等于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而且他的言论显示，其思维跳跃性很大，论事评人经常使用暗喻，对古代人物、典籍信手拈来，研究者难免不知所云或产生歧义。不仅如此，毛的言论还带有夸张的特点和随意性，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地的话语，含义可以完全相反；声东击西也是他驾御言论的常见战术之一，所以对于他的言论，若不是以“不要太认真”的态度对待，欲求得真正的理解，就非得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个清楚，但这并非易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麦克发夸尔先生，他的一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已经写了六十多万字（全书三卷，共有一百万字），几乎给我们搬出了整整半部中国现代史，却还没说清楚这“起源”究竟在何处。
在毛泽东研究中，论述其晚年所犯错误，一般是从大跃进开始的，而不少的论者已经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败，是毛泽东所犯另一个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前导，许多人由此出发，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检讨这件事，上升到一个主要的地位，从“内心阴暗”的角度解释他此后的行为，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是为了一泄自己不得不承担大跃进的失误那口“鸟气”。由此，也奠定了“文革权力斗争说”的基础，仿佛毛泽东是在用后一个错误掩盖前一个错误，这位元人们心中的“伟大领袖”，不过是一个心胸狭窄、思想浅薄、性情乖戾、头脑发昏、不负责任的“混世魔王”。
这固然是一种逻辑上自洽的说法，因为它可以找到大量的旁证。比如，此前中共党内“一线”、“二线”的划分，此后毛泽东对邓小平“敬而远之”态度的不满，以及对刘少奇等背着毛安排给他安装窃听器行为的震怒，等等，都可以作为毛泽东与对“架空”他的行为的“权力斗争说”的论据。但这种观点蔑视了中共其他人的存在，仿佛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共产党元老，都是毛泽东这个“暴君”手里的玩偶，他不需要任何正当的理由，就可以为所欲为，在前可以一怒之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在后可以象处死一个“臭虫”一样的撚死刘少奇。而且，更无法解释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别出心裁地把一场“权力斗争”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不次于“炮打司令部”的重要内容，是“斗私批修”？一个胡打乱闹了一场的“混世魔王”，居然在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自己的两大功绩，其中之一就是将他自己活活拖死的那场迟迟不能收场的文化革命？
还有没有另一种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存在呢？就笔者所见，王力雄先生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所突破的。大跃进的失败，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导因，但这个原因不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它就明显地存在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本身的谬误之中。王文指出：“大跃进的失败使他（指毛）看到‘公’与‘私’的对抗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的，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会连私有制都不如——这才是导致了整个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那麽，如何解释毛泽东的“战友”们？作为一个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共产党员，碍于意识形态的外壳，他们只能称自己的思想是权宜之计，是“不合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原先为“解放劳苦大众”所建造的这个意识形态大厦，已经成了自己的“异化物”。而原教旨的毛泽东，却没有“因噎废食”，他不仅握有马克思主义的“魔咒”，具有先声夺人的威势，而且在道德上采取了堵人之口的“让步”：在中共执政以来的最大失误面前，独自承担了其他人也应分担的责任。而在这“仁至义尽”的后面，他已做好了以后的部署。王文指出：“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仅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争夺权力也不是主要的。”
第一个理解毛泽东思想，并紧跟他的战略部署的，是被称作“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林彪。此时，与“私”字绝无缘分的军队成为了普及毛泽东思想的第一块试验田。而文化思想界的知识份子，之所以第一个被拿来开刀，不仅因为他们是“封资修”思想传之万代的载体，而且就其财富——知识、思想——的存在形式而言，本身就是最大的“私有者”。所以，要“与一切传统的思想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首先要对旧知识份子进行“洗脑”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觉“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样，是这次革命要基本解决的问题。
当然，要推行这套路线，必然在开始就遇到了“权力”的问题，并最终要变更权力主体。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那些战友们，是他推行这条路线的障碍。
以往的革命是要消灭私有制，而现在的革命是要消灭私有观念——显然，合理地解释了毛泽东为“大跃进”总结的“教训”，也就顺利地揭开了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而找到了这一目的，也就理解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和方式，从而也就找到了毛泽东晚年思想的脉络。
根据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们的确可以将它划为前后两个部分。其中前一部分，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夺取政权的指导思想。其中有得自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由“巴黎公社”创造，经列宁主义完善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后一部分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指导思想，其中有中外“乌托邦”主义者“建立大同社会”的设想；主张“消灭私有制”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苏式“苏维埃＋电气化”的建设模式。这些思想，均非毛泽东的独创。所以，说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的结合，或者执政党领导集团的“集体智慧”亦无不可。真正属于毛泽东个人的，是他的上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其实践模型，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并非仅仅是为了重演古今中外都有的“权力斗争”，而是要造就“新人”，要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主义”。
剖析毛泽东主义，我们自然也会发现它有许多从中外哲学家、政治家那里继承得来的东西，如作为东西方帝王的传统的“政治专制主义”；希特勒发明的“极权主义”；日本社会学者的村社自治理想，以及毛泽东启蒙时代所接受的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孟子的“民本”思想，以及沐浴了毛泽东等整整一代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改造国民性”的诉求。根据汪澍白先生对早期毛泽东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越到晚年，毛泽东受其早期教育思想影响的痕迹就越严重。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们，不仅赋予了它们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并将其付诸实践。
以笔者之见，毛泽东主义，可以被表述为“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以马列主义为现实政治武器，带有浓厚‘乌托邦’色彩的现代极权主义”。否定毛泽东主义，就要全面否定文革；否定把这种不符合人性、人情，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作为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其理想主义成分，也许在西方国家和未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实利文化”中，仍能发挥批判与制约的作用，但这丝毫不成为今天在中国整体上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障碍。
在中国，不论是乡居农村的耕夫，还是身栖学府的知识份子，大凡四十岁以上的人，对毛泽东都有个说法。不论是作为观众，抑或是作为受益人，还是作为受害者，他们都曾亲自领略过他的政治艺术，深受其思想的濡染，再加上以毛泽东为符号的一代人创造的政治现实已经成为今人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评价毛泽东，不仅很容易与政治的结论形成矛盾，甚至也很容易触动人们感情之弦。惟其如此，要做到公正又公允，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其中一个分歧最大的观点是，毛泽东究竟是否代表了人民群众？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说毛泽东代表了普通老百姓，恐怕异议较小，因为在那个时代，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代表富裕和有产的阶级，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则代表了贫穷的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共产党打天下，靠的也是“泥腿子”人民大众。那麽，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除了不代表被打倒的阶级以外，应该说，是代表“人民”的全体的。尤其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原来的有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已经变化，阶级的对立基本消失，而在理论上，各级政权仍是“人民的政权”，所以，说毛泽东“代表了人民群众”，这句话已经失去了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含义。那麽，毛泽东究竟代表的是哪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愿望的呢？
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毛泽东思想中，是一个曾经被他探索使用的概念，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和反对“八级工资制”、官僚科层制、城乡差别、体脑差别，等等一系列步西方工业化过程后尘的“现代化”道路的政治路线是一体的。据说，毛泽东也探讨过“计划经济”是否要消灭商品的问题。列宁的实践，解决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权力问题，但没有解决社会道路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仍然要通过“血淋淋”的剥夺农民的“原始资本积累”道路，然后才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下进入社会主义，这仍是实验中的问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实验，无非是想绕开隔绝着“农村公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的那个“卡夫丁峡谷”，寻找一条没有痛苦的进入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毛泽东在被“大跃进”假像蒙骗，胜利冲昏头脑时，已经表露无疑。而务实的刘邓，对这一点显然是将信将疑的。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显然证明了他们的怀疑，所以，他们与毛泽东之争，的确是路线之争。在这个问题上，孰是孰非已经有了历史的定论。而且，众所周知，“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不关心人民疾苦，靠剥削人民为生的权力阶层。在现实中，邓子恢、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们的行为恰恰不是脱离了人民，而是迁就了人民，所以，说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看上去就有点儿牵强了。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说谁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自私自利，目光短浅固然是人民群众的特征，它不会因人们对于毛泽东的迷信和崇拜而有本质的变化；同样，幻想乌托邦，激情浪漫，狂燥，也是人民群众的习性，尤其是其中小知识份子的习性。它们也没有因为毛泽东的去世就从社会中绝迹。刘邓是为他们的眼前着想，毛泽东是为他们还没有看见的将来着想。在“代表”人民方面，他们只是“各有千秋”而已。
毛泽东的个性中确实有“奇里斯马气质”。他喜欢直接面对大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从废除“师道尊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大大受到欢迎。所以，他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也是青年心目中的“传奇式英雄”。其行为有的还为“后工业社会”理论提供了依据。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层制的烦琐程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文革中，他点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确曾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文化、卫生和商品供应状况。但在这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份子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容忍着更大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一致，他所代表的“人民”，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在智识上处于中小知识份子程度，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状态，在年龄上处于较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他们是被封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而绝非“被统治”和“被专政”的阶级一分子。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念抱有浪漫的期待，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或因制度原因和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在他们眼里，毛泽东是改变他们命运和期待出现“奇迹”的“大救星”，是他们的宗教偶像，也就是“精神的鸦片烟”。
目前，在海外，已经有“民运人士”声称，当年毛泽东支援的“革命委员会”，就是人民群众在文革历史条件下，争取民主斗争的政治成果。其得而复失，完全是因为老“走资派”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可见，毛泽东这杆旗帜，已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在未来的阶级冲突中，他再一次被利益失落的人群祭起作为思想旗帜，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原载《民主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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