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8月21日讯】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多个领域出现全面衰退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中共发布“活跃县域消费”的文件，试图在房地产危机蔓延的情况下，在城市以外寻找促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但是，作为中共权力金字塔的底座——县域经济已经衰败、崩塌。
内需不足依靠活跃县域消费？
中共国家统计局8月17日公布数据，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增4.5%，较6月5.3%的增幅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0.6%，低于6月的1%增幅。并且，今年前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萎缩6.7%也逊于预期，反映投资持续疲软。前7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下降19.2%，表明房地产领域的危机未解。
中共总理李强8月17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表示，中国经济“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强调要有扩大内需等政策。
8月18日，中共商务部等9部门就《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活跃县域消费重点支持措施。
该文件发布活跃县域消费的支持措施，包括支持县域消费升级，要对存量商业设施、商业网点布局与商业服务配套更新等；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入驻；改变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商农文旅结合发展等；提高城乡流通网路效能，增强消费保障能力，例如支持企业总部或平台企业在符合资格的县设立据点等。
细看文件提出的18条具体举措，并无新意，而是在原有的商业形态、消费现状等基础上加上一些类似“加快”“加强”的词汇而已。
县域现状折射中共的危机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在农村腹地的一种地理范围的区域经济。
根据官方资料，县域是中国资源禀赋最丰富的区域，占据国土总面积的90%，目前有52%的常住人口和占全国40%的经济总量。
从中共高规格会议的表述可以看出，近年经济各领域的压力不断增大：
在2018年7月30日，中共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
在2020年4月17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而中共因疫情实施“清零”政策等因素导致经济压力突然增大的2022年，中共对经济已经无法全面掌控。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六稳”和“六保”变成了重点要保的“三稳”和“三保”：“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财力下沉，做好基层‘三保’工作。”
根据中共财政部2023年底修订的《中央财政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相关规定，财政困难的县级财政“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越大，获得中央财政资金规模就越大。
根据《办法》，这笔资金考量的一大核心因素是对县级“三保”等必要支出需求，结合按财政困难程度、“三保”支出占财力比重、人口等测算的综合系数予以补助。
根据中共财政部公开的数据，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预算数不断增加，2024年为4462亿元；2025年预算提高至4795亿元；2026年进一步提高至4895亿元。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财政自给率无一达到100%，所有省级行政区加总的地方财政自给率为56.3%，地方本级自有财政收入无法完全覆盖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对于经济空心化的县域来说，财力更加羸弱不堪。
实际上，县域财政与经济危机早已爆发。
中共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审计报告显示，有3个省级、99个市级、195个县级、3465个乡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之后随着各级政府债务的飙升，中共审计署再也没有发布过分区域及分层级的债务报告，并且模糊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表述。
地域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不匹配现象，也说明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难题。县域经济吸引力不足，大量劳动力只能集体涌向大城市，而大城市的高失业率和急速上涨的生活成本，这直接导致很多人去留两难。
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乡镇等五级行政区域中，农民工在县城的购房意愿最高。不过，即便如此，由于县域经济发展难题的存在，县城所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公共产品质量等，难以满足年轻人的需要，也使得县城房地产市场更像“鸡肋”。
早前有业内人士透露，一个五六万人口的县城，新建大型住宅项目就有五六个，大的项目面积100多万平方米，能够把县城已有居民都装进去。几十层的高楼立在荒地里，像在田野上插进几排筷子。
如果把中共政权看作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县域实际上是观察底层运行状态的重要窗口，如同金字塔的底座一样，如果不能“稳定”，可想而知这个体系的下场只有崩塌。中央财政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缓解基层财政压力，但这些政策并不能直接创造新的税源和经济增长点，也意味着中共试图“活跃县域消费”也不过是痴人说梦。
责任编辑：李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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