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1日讯】又是一年四月天。有朋友来电说：还记得“四二六社论”吗？今天的年轻人，大都还知道有个“六四”，但一些人已经不了解“四二六社论”是怎么回事了。
记得曾有人把“六四”比做中国巨人身上的癌症，说当局不愿做化疗，不肯平反，使得癌细胞继续扩散。癌症的根源，中医认为是由于肝的邪火“魔高一尺”的缘故；西医却认为，癌症起因非常复杂，大都由病菌与毒素引起。中国“六四”之癌，既有千年专制的毒素，也有中共统治几十年的恶劣病菌。
四二六社论即是专制癌症在1989年早期发作的征兆。在这之前，胡耀邦的逝世在全国引起广泛的追悼活动，大学生中出现了要求惩治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各界自发的游行波及全国。正如王若水先生在《冷静下来的思索》中分析的：“当时的形势很好，一切都显得有希望。”
然而，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就像一枝毒箭，恶毒地刺向猝不及防的人们。这篇社论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其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援，将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定性为“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不分青红皂白扣上强硬帽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在当时引起舆论哗然，起到了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作用。本来相信共产党、希望在中共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学生，由此产生了和当局对立的情绪。在文革后解放了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不再像文革前那样如同愚氓了，当局的强硬调子吓唬不了他们。在四二六社论之后，他们对于活动被定性为“动乱”，学生组织被定性为“非法组织”感到不满。被激怒的学生反而大规模组织起来，展开示威游行。
如果当局明智的话，在不得人心的四二六社论之后，他们本来有机会弥补失误、缓和矛盾。例如赵紫阳四月底从国外回到北京，5月4日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上讲话，肯定游行群众“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说他们的要求也是党和政府的主张，这个调子明显地给四二六社论降了温，令社会各界感到可以接受。那之后学生宣布复课。第二天，大部分学生回到课堂，校园里恢复了平静。
眼看中国学运就要告一段落，但中国政治的黑箱深不可测，善良的人们难以预料其凶险后果。后来的情况是，绝食学生要求当局改变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论，被李鹏以“是邓小平的意思”为由拒绝。矛盾由此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血腥的六四。
在六四纪念15年之际回忆这段历史，我们是否可以假设，如果没有四二六社论，就没有六四血案，也没有中国政治改革被延误多年的困境呢？
历史从来不能假设。从表面上看，四二六社论的产生有一些偶然的、人为的因素，例如赵紫阳恰好在胡耀邦追悼会后去北朝鲜访问，使李鹏有机会趁赵紫阳不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锡铭在报告中唱出杀气腾腾的调子。而后，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夸大敌情，使邓小平亲自定下学生运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性质。
然而，即使排除这些人为因素，四二六社论还是有可能产生，因为它是中共专制者和人民之间有关民主和专制的价值之争。5月17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就一语中的：“现在让步是向他们的价值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
邓小平的价值观很清楚，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一切与之抵触的都宣布为反马克思主义，他曾经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义搬倒胡耀邦，八九民运中，4月26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反对动乱》，使用的手段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因此，四二六社论也是中共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一场殊死的决战。
在当时，不管中国朝野多么希望邓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论的说法，但专制之癌病入膏肓，太上皇式的统治者不愿、也不需要争取人心。于是，从四二六社论发展到血腥的六四屠杀，只有一个多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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