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04月25日訊】
引言
大紀元《九評共產黨》的問世，給與了所有被中共迫害過的華人一次心靈創傷的安憮、一次在心靈深處對話的機會，也給與了世界上所有人一次震撼自我人性的敲打。
《九評共產黨》給了中國人機會，向世界闡明，共產黨在中國以欺詐、暴力、專制把中國人作為人質，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是真正的緬甸妙瓦底起源。
在大紀元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世界在不斷地了解真正的中國歷史，中國人不斷地找到自強的力量，很多中國人從默默地忍受，到敢於提出疑問，並敢於與中共決裂，認清中國共產黨不屬於中國，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而在同時，讓我們回眸一位悉尼華人社區領袖在中國妙瓦底的驚悚生涯。
出生於一個道家氣功、太極八卦和中醫世家，移民澳大利亞30年的何威廉先生（何文昌），積極推廣道家氣功和中醫養生，健康長壽。在悉尼創辦了雪梨青少年龍獅團，社區健康服務中心和籌辦豐富多彩的華人節日慶典活動等等，並且受到了幾十個澳大利亞各層政府官員的褒獎，來自國會議員，州議員，地區政府，學校，社區社團，老人院等等。他們有Laurie Ferguson前澳大利亞國會議員，Nathan Rees前新南威爾士州長，前新州住房部長David Borger，澳大利亞前國會議員Tanya Gadiel，前聯邦眾議院Parramatta區議員Julie Owens，以及社區政府給與的眾多表彰，等等。曾兩次獲得澳洲國慶日榮譽公民大獎，這是澳洲歷史上首個華裔在澳洲得到兩次大獎。
但是，今年80歲的何先生表示，他還要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告訴人們他家受中共迫害的經歷，他的先父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情況，並要把中共告上國際法庭，要看到結束中共橫行霸道時刻的到來。
沉冤待雪 還我公道 追究中共 償還血債
1、正如大紀元的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所闡述，中國共產黨是利用謊言生存著。中國人民一直在被中共的無數政治運動壓迫著。
我的先父何寶振先生生於1918年，廣東佛山。15歲起，他已經開始跟隨師傅學練太極拳，後來他又與師傅的女兒結成伉儷。我的父母一生都熱心於道家拳術，如太極拳，八卦掌等鍛練和深造。我的外公擁有機械製造廠，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外公曾為國民黨製造軍工器械去打擊日軍。1930年，外公幫助當地廣州政府邀請了當時中國最有名氣的河北省太極拳大師楊澄甫（中國最高太極拳大師楊露禪的孫子）到廣州開太極拳班，很多當地國民黨官員將領都參加了學習班。
先父勤奮好學，不僅熱愛道家思想，也學道家武術氣功。18歲，先父在山貨貿易公司開始學做掌柜，學採購，不久也成了家。在工作養家的同時，先父與羅浮山的一位道士交友多年，跟這位道士學習道家氣功和傳統中醫。羅浮山的道場有1600多年的歷史。
1949年，中國共產黨侵占了中國，親朋好友們都匆忙逃離中國去了香港。先父帶著母親和4個孩子也去了香港。不久，很多人聽說共產黨高官周恩來公開申明稱：希望中國人回國，一起重新建設國家，歡迎所有華僑回國參與建設國家。先父也就帶著妻兒們回去中國了。
在當時中國貧窮落後的困境下設法用收購廢物重新利用的方法去發展生意。先父到處去收購使用過的蒲草袋。那是裝鹽和糖的包裝袋使用草編織而成的，草袋子用過一次後就會有破損，必須要洗乾淨後再修補才能再用。在南中國的廣東、廣西、福建等省份都是使用這種包裝的，到處收購回來，叫工人洗乾淨再修補，不能修補的就運到江蘇省、河南省等地農村，賣給農村做鞋底。當年北方的農村婦女都有做布鞋底的習慣，把草蓆片夾在布片中做成布鞋底出售。這種生意為當時貧窮落後的中國百姓一條生路，賺錢養家度過艱苦時期。當年的生意規模己經可以養活五六個長工的家庭和近百個散工的經濟生活。
有個先父的朋友，曾經在廣州市十三行開業，他的商舖是一幢兩層樓建築。中共搶占中國後，他逃去香港。得知我家回大陸，他希望我父親照看和利用在十三行的房產。我們家就住進這個路面商舖。我們全家住樓上，樓下作店鋪。先父用所有財產開始經營廢品利用的生意，帶領過百失業者度過幾年的艱苦日子，從1950年至1956年，共產黨是說允許私人企業做生意。先父歷盡艱苦去創業，成為中共工商聯機構表揚的「紅色資本家」。
1956年，先父正要準備買房，擴大公司，突然共產黨又搞運動了，什麼『公私合營』，政府派人進駐先父的公司當經理，他們不出一文錢，卻一下子擁有51%的股份，先父被靠邊站，變成一個副經理，又要被批判為「封資修」，被送進學習班被迫被集體洗腦，還要寫對洗腦的認識，自我批判。1958年，中共又提倡『共產主義』，先父的公司被共產了，沒有多久，中共把父親的商店吞併和搬走了所有的貨物，樓下的店鋪就空了。但是我們沒有權利利用它做任何事。先父被無休止的打擊，多次吐血病倒。為了恢復健康，照顧孩子們的生活，先父不停地練功，和用中藥給自己調理身體。
正如我家的遭遇，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後一直不停地以搞各種運動為藉口，實際上是對中國人民謀財害命的罪行。
1959年，由於毛澤東共產黨的獨裁，胡亂指揮造成中國糧災，人們沒有足夠的飯吃。有人開始餓死，共產黨又搞起了『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於是共產黨的一個公安幹部在我們樓下開了一個飯堂，建了幾個大煤爐，卻沒有安裝任何抽氣設施，每天的燒煤廢氣都跑到我們一家睡的二樓了。我的哥哥17歲被停學，被政府送去農村勞動。我那時15歲，初中一年級就停學了，為這個飯堂燒大爐，被指定當煮飯工。可不久，那個公安把一個20嵗左右的農村女孩帶來，叫我教她燒大煤爐煮飯，又強迫我家空出一個房間給她住，還威脅要把我家全部趕到大街上，當時這個房間是我們四個兄弟睡的，因此，我們4兄弟每天不得不睡在客廳裡，每天晚上把床鋪搭起來，早上把床鋪拆了。先父那一陣子天天吐血。而不到一年，某天那個公安突然把我帶去關押起來，說我有偷飯盜竊行為。說是因為他看到我讓我的弟妹在飯堂吃飯。可是其它6個食堂工人都叫家人到廚房吃飯的，誰也沒偷飯，那個時代是餓死人的時代，但為什麼只抓我一個呢？原來那公安早就想除掉我，因為我曾幾次看到他晚上下班後，到女孩子房間，過了個鐘頭（小時）才出來離開。那時候農村女孩在廣州沒戶口的，是公安包庇她留在廣州的。當除掉了我以後（把我送去勞教），這個女孩頂了我的工作，又加了工錢（從每月18元的農村工人，變成每月36元的城市一級工），又有地方住，農村女孩就變成城市居民了。
先父看著我們一群孩子無辜在遭受虐待，生活的希望被扼殺，他傷心，焦慮無奈，經常吐血病倒。由於一直住在煙火燜熱小房間裡，為此先父一直拖著虛弱的身體，直到1960年底食堂不辦了，健康才恢復過來。而那公安又搞來了3家人，住在樓下，也把那些臨時搭建的大鍋飯爐子拆了，因此我們這裡4個家庭，共15人，用一個洗嗽間，一個廚房。好在這個廚房是原來我們用的，有抽菸裝置，煙不會直接衝到二樓我們睡房。
先父的所有財產被共產黨『共產』了。先父辛勤的工作成果，都被中共「搬走了」。為了養家餬口，我母親也外出工作。母親也每天膽戰心驚，她的哥哥和她父親，也就是我外公和舅父常常被迫跪灑滿了碎玻璃的地上，被打，被罵。他們都沒有犯過任何罪，就是幫助過國民黨抗日。但是，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惡行。
中共的官員把先父的店鋪給折騰完後，先父也就沒有工作了。但是，先父常常堅持每天早上到公園去打太極拳。當時正是毛澤東人為搞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大饑荒餓死人的情形下，全國老百姓，特別是學生青少年在吃不飽的狀態下，嚴重到上體育課也動不起來，中共不得己用練太極拳來代替體育運動。因為太極拳動作緩慢，飢餓的人，體弱的人也能練，而且共產黨也知道太極拳對身體健康提高快，所以號召全國各地政府機關部門推廣太極拳，工廠企業和社區學校，成為武術運動最多人接受的一項了。而先父在59年中共政府允許的情況下，辦好了教太極拳的證書。所以先父當時就只能以教太極拳為生。
先父何寶振先生是中國廣州市太極拳界的大師傅，當年在兩個公園教太極，教太極拳收費很低，徒弟超過一百人。我們兩兄弟經常出現在節日表演舞台上，表演刀劍，推手和散手對打，獲得上萬觀眾鼓掌喝彩。認識先父的街坊朋友都稱他是世界大好人。因為他在街上遇見你的時候都會關心你的健康，即時替你看病開藥方，是免費的。
1962年，被毛澤東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折騰後，劉少奇出來說話了。那陣日子是劉少奇做國家主席，經濟上充許個體戶，私人做小生意和開放自由市場，希望逐步改變前幾年的經濟倒退，和大饑荒餓死人的敗勢局面。先父又做生意了，我們一家生活也轉為好景，經營的個體生意有收入每月幾百元，生活趨向穩定。那時先父的健康和精神狀態很好，只有2年，先父又盤算著重修舊房子加高兩至三層或是另買一個大房子的計劃，讓一家大小共九口人有足夠的生活空間。
可是先父還沒有來得及執行他的計劃，1964年，又來了「四清」運動，中共工作隊說先父是「封、資、修」，是從香港回來的「特務壞份子」，要去思想改造學習班交代。轉眼，1966年，文化大革命也來了，教太極和練太極被革命派誣稱為組織封資修反革命集團，紅衛兵上門勒令要我父親停止教拳。先父個性固執，他堅持他是愛國的，他堅持道家思想傳統道德觀念，後來他還強調說他是崇拜道家思想，不接受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思想，結果他的下場就悲慘了。
先父被抄家，批門，每個星期要去兩天學習班，不給睡覺，還有交代思想，寫檢討。父親一直不肯低頭。1966年，父親被折騰得又吐血倒下，我們將他送醫院急救。可是紅衛兵駐紮在醫院，發現我家成分後，就把父親從急救病房推出放到醫院過道走廊上。先父熬不過兩天，就離開了我們。更痛心可惡的是這個醫院居然無故扣留我父親的遺體，要我家拿出500塊錢，才能把父親的遺體還給我們。結果先父學徒們朋友們都非常悲憤，他們一起湊錢，把先父的遺體從醫院接回。有百多人趕來參加追悼會。共產流氓使壞，但是我們相信天理不容它。
紅衛兵把先父收集的很多珍貴的中醫古籍、字畫文物都燒掉了，還有的證件相片和公私合營後政府發的股息本都燒掉了，外公跟隨楊澄甫學習太極班畢業照，先父和徙弟學生們在公園裡練太極拳的大合照等等都被紅衛兵燒掉了。
因為由於製造軍械，抗日合作，外公與國民黨將領有不少來往，所有外公和其他家人與和國民黨將領等有不少合照，我們家為了不讓上門抄家時發現有更多「封資修」和「舊社會」歷史上留下來的東西，我們也忍痛偷偷燒了很多東西。
先父臨終前悄悄叮囑我：想辦法把全家帶去香港。我深深地記住了，暗暗努力，並在後來實現了先父的遺願，努力將我們全家所有人都移民出中共國，以及後來在香港的兩個兄弟家庭也最後逃離香港，全家都團聚在澳大利亞。
在《九評共產黨》中，我看到了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蹟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按照日本讀賣新聞的報導，中國有一半以上的人受過中共迫害，那麼中共毀壞的家庭估計至少有上億個了。
2、經歷坎坷，逃離中共的迫害
先父對我們兄弟姐妹們管教甚嚴，我們是6個男孩，1個女孩。讀書，練太極拳，學中醫。家裡也有不少傳統的中醫書（文化大革命時被燒了）。而我對這些都很熱愛。當然，如果哪個孩子學習不認真，先父會以罰站樁等方式懲罰。家裡每個人都學習道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先父是我的身教，言教導師，使得我從小不染惡習。
先父去世不到半年，1967年中，十幾個紅衛兵來到我家，要把我抓走，勒令我上山下鄉接受思想改造，但是我要賺錢供養弟妹，為了生存，我繼承父業教太極拳，也被扣上封資修罪名。我拒不服從這種無理安排而反抗，我們兄弟3人，20歲到25歲，對付十幾個紅衛兵，把他們打跑了；可是不久他們又來了幾十個人，我們3兄弟還是把他們打退了，因為我們都在先父的監督下，精鍊拳術，結果紅衛兵到公安拿了槍。我們3兄弟只好跳上屋頂翻牆跑了。我們到朋友家躲起來，不久我們3個兄弟便一起偷渡到了香港，順便把最小10歲的弟弟也一起帶上逃去香港，我們也都辦理了香港身分證和護照，而廣州家裡還有母親，妹妹和2個年幼的弟弟。
我們兄弟離家後，紅衛兵仍然迫害我在廣州的家人，我母親被不斷關押批鬥，受盡折磨。家人的慘況令我無法安心在香港過日，於是，兩年後我偷偷返回廣州，1969年底，我試圖帶領母親和2弟1妹一起再次偷渡去香港，但偷渡行動失敗，準備偷渡的十幾個人全部被抓。還有我女友和她的兄弟等。我感到我的這次失敗，連累了我的青梅竹馬女友和她的家人。由於她家庭成分不是工農兵，她不能上大學，也因為出逃失敗，她被強迫下鄉務農接受思想改造。而她的哥哥被每天公安不斷審查，使他身心疲憊，不久他患了肝癌，30多歲去世。
那時又碰上什麼「一打三反」運動，我被扣上反革命叛國投敵偷渡集團首犯罪名，判了二十年勞改，母親也被判十年刑期。而我那次在離開香港返回大陸時，已經查過中國法律，依照當時的刑法規定，偷渡最高刑期才五年，普通的勞教也就是兩年，我卻被判了二十年的勞改服役，母親也被判十年刑期，監外執行，監督勞動。
我被抓後，中共公安不斷對我刑訊逼供，他們不相信我要帶家人偷渡返香渡，硬要我承認是接受了台灣國民黨指令回來當特務的。在審訊過程中，一些軍人用槍托打我，我雙手被手銬扣住，只能舉起雙手掩蓋頭部，但肩膀手臂和背部全被打傷，右肩韌帶被打斷，幾次毒打致垂死邊緣。也可幸當時我雙手被手銬扣住，否則我一定會反抗，那麼肯定會被他們槍殺。由於當時我被關在單人牢房，沒有人騷擾我練氣功調傷保命。
在勞改苦役中，在寒冷的山上，我們這群被判勞改的人，都是十幾歲，二，三十歲的人，大多數都是所謂『反革命』之類的，有些他們原來是劉少奇的革命派，現在是毛澤東的「反革命」了。由於大家每天吃不飽還被迫幹粗重活，有的人在被送到這裡之前已經被打傷了，所以好幾個人在這裡幹活不長時間就吐血死了。有的是從國外回來要為中國搞建設的知識分子，他們在這裡喊冤，並且罵中共。然而中共一直在號召舉報，因為舉報人可以得到減刑的，所以有人被舉報了，而在勞改農場被舉報的人都會被關在籠子裡被折磨好幾天，那種小籠子1米左右方體，不能站，不能睡，吃和拉都在籠子裡，然後，如果那人不屈服，就召開幾千人大會，把他當場公開槍斃。
一位從美國專門回中國參加「建國」的蘇選律教授，周恩來在1958年專門到北京機場迎接了他，並將他安排在廣州中山大學做教授。蘇選律教授在中山大學任教了8年，1966年被紅衛兵學生們拉出來批鬥，因為他經常告訴學生們美國社會的制度，自由和發展。因此他被定為「封資修」和「特務」，被判了20年徒刑。但是到了勞改農場他一直堅持他是愛國的，他一直是在說實話，他不認錯，也不肯跟隨共產黨說謊。1970年，又來了「一打三反」的運動，蘇選律教授被拉出去，在幾千人面前當場被槍斃，蘇選律教授時年僅40多歲。
在勞改農場，我們這裡都是二，三十歲的人，所以我們被安排乾重活。每天要干十多小時的活，每晚還要學「毛澤東語錄」，共產黨的灌輸洗腦，一週6晚都要被強行讀共產黨的謊言!一年只能被容許一次家屬探訪。
就像《九評共產黨》所述：「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母親被平反回家，她到處跑為我搞平反，直到1980年我才獲得釋放回家，受盡折磨。我已經變成像六七十歲滿頭白髮的瘦老頭，全身風濕痛和胃病。在那之後，我重新投入道家氣功，太極拳，八卦功夫修煉，恢復了身體健康。本來我一家是被迫害逃亡的受害人，而中共才是犯了摧殘人權和反社會罪行的惡徒，既然共產黨說可以為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者平反，我就上訪要求平反，但有關的政府部門對我的要求毫無回復。
76年毛澤東死了，文化大革命結束，我的女友想返回廣州父母家中，但中共的農村黨支部書記百般刁難，逼迫她以獻身方式換取批准文件。我女友在受盡屈辱後才得以返回廣州。1980年我出獄後，找到她商量出逃香港的事，她告訴了我這慘痛事。她母親見到我後，說我的情況會使她一家遭難，被共產黨迫害，告訴我和她女兒，她不允許我們結婚生子，而且要我們倆對天發誓。否則她會當我們面跳樓自殺。我倆人跪著發誓答應她母親。
幾個月後我帶了妹妹，又偷渡回香港了。經過這麼多年接力拚搏，我家每個人終於都到了沒有中共的地方居住。
3：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的代表，中共對中國的統治是不合法的。
1980年底，我在香港一邊工作，一邊也以練太極拳，自我調理我被打傷的身子。可是，1984年中國和英國簽了要在1997年將香港歸還中國，很多香港人都緊張了，很多人開始離開香港，妹妹和母親都去了澳大利亞。但我準備加入台灣特種兵訓練班，幫助國民黨打敗中共，更是為父報仇，所以1989年初我去了台灣。
到了台灣後，我先把整個台灣考察一圈，看看這個國民黨國家如何。我看到台灣的各個地方都有神廟，佛家，道家，儒家都有。了解到都是當地村民自己湊錢建造的，小村莊有小廟，大村莊有大廟，都收拾得乾乾淨淨。台灣人保持了很多中國的傳統禮儀，傳統生活方式。他們客氣和有禮貌，我很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好像又回來了。
我就很納悶為什麼共產黨這麼凶殘？於是我就一頭扎進台灣圖書館去研究共產黨毛澤東。看了好些書刊，我霍然知道，原來共產黨不抗日，是趁機配合日本軍趕走國民黨的。想到我家遭受的災難，我馬上寫了一篇文章，揭露共產黨所謂的「為人民服務」的偽裝面目和迫害中國人的殘酷本質。我把稿件寄給了台灣中國青年報，也是當時國民黨的黨報。沒想到報紙不僅全篇刊登了我的文章，還給了我1萬塊台幣稿費，並且希望我以後會給他們寫專欄。
但是我還是希望加入台灣特種兵，幫助國民黨打敗中共。不慎我母親知道了我的想法，給她嚇得不輕，而且那時天安門6·4屠殺已經發生了。她立即打電話命令我不要做台灣特種兵。中共太凶惡，我們家已經受夠了迫害，如果中共知道我在台灣干那，那麼我們全家，朋友，和那些太極拳的徒弟，每個人不管在哪裡生活都要提心吊膽！
我無奈，為了母親我決定就準備在台灣開餐館吧。不久89年年底，某天，一位香港朋友來電話，希望我能幫助2個6·4學運的大學生逃離中國去台灣。我馬上開始行動，找船，找線路，安排接人計劃。不久，我找到了船，並按時接到了人。他們在台灣得到了人道庇護。
我在台灣開飯店，教武功，教拳術，我計劃開中醫診所，追隨父業。但是母親希望我能去澳大利亞，因為我的弟妹們都在那，母親希望大家團聚一起。所以1995年，我便來到澳大利亞了。母親還要我幫助把最後2個兄弟家庭從中共的香港辦來澳洲。最後在2009年先父和母親的願終於了了。
母親因為害怕某天可能又會被中共迫害，多次叮囑我，不要公開我的中文真名和我家的慘事。我原名何文昌，本是很好的中文名，可是被迫改為何威廉。到澳大利亞後，我再也沒有用過我的真實名，三十年來我是用何威廉名號來投入社會的。是為了不想用真名連累以前的朋友，家人和氣功學徒們再遭到中共的迫害。
我不得不回憶一下《九評共產黨》中的闡述：「也正因為要維持恐怖，隨機性的殺人是維持恐怖最大化的做法。由於歷次大規模殺人中常常有意不明確運動對像、定罪和量刑標準，為避免被划進可能被殺的範圍，人民往往退縮到一個自我劃定的相對「安全」區，這個區域有時比共產黨劃的還要小得多。這就是為什麼每次運動人人都是「寧左勿右」，每次運動都是「擴大化」，是因為一級一級的主動加碼以求自保。運動越往下越殘酷，這種全社會的恐怖自動放大效應就來源於共產黨的隨機屠殺。」
（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