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赵晓慧台北专访报导）已成为台湾公民、投票选过台湾总统的六四民运人士吾尔开希，继今年一月初在香港露面之后，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是四月三日赴台北中正纪念堂声援一群绝食静坐的学生。大纪元驻台记者特别专访吾尔开希，请他谈谈台湾大选、人大对香港释法、“天安门六四”届满十五周年、法轮功遭镇压届满五周年。
四月十一日陈水扁召开“青年学生国是论坛”，但是中正纪念堂的静坐学生不仅决定缺席，还坚持要陈水扁单独见他们。您认为这群静坐学生们该不该做适度尊重或让步？
我会建议他们做适度的尊重和让步。一个以良心道德做诉求的运动团队，应该表现出高道德性，但是学生们不愿意让步，我也完全理解，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对。
陈水扁若真想表达诚意，第一，他早就该见这些学生了；第二，见的时候不应该预设条件；第三，有必要单独接见抗争的学生。无论是这些绝食的学生或其它不同立场的学生，总统都应该接见，谁知道哪些学生是谁安排来的呢？今天台湾的政治这么对立，执政者与在野党都可以安排特定人士充当学生代表，介入学运。
抗争的学生们当然很担心，担心自己跨越党派、跨越蓝绿的诉求，会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安排的学生代表所稀释或淹没。这不仅是广场学生的疑虑，也是观察这件事情的民众的疑虑。
有人认为这群静坐学生的诉求，无法引起社会共鸣，在格局上也尚未超越蓝绿的纠纷，您的看法呢？
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已经超越了蓝绿的格局，即使学生们表达可能只是少数人的意见、不能完全代表大家，但也无妨嘛！这只是代表一种声音，总统还是可以听一听。静坐学生的诉求，其实反映了台湾非常严重的政治诚信与政治伦理的危机，所以大家才会有一种集体的焦虑。
但是，陈水扁的作法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恰恰让大家对“政治诚信”产生了更深的焦虑，对于学生的诉求，不听也不回应，给人家扣帽子，还追查学生们的背景，这不仅卑劣也没有诚意，很令人遗憾。
泛蓝的诉求也没能吻合这些群众的想法，泛蓝也必须要负责任，他们没有能够做好他们该做的事。
您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就是蓝绿之间的“信任基础”被撕裂了，您认为台湾应该怎么弥补，走向真正的族群融合？
“信任”是一个容易打破但不容易建立的东西，要想重新建立，首先要放下敌意，知识分子与媒体，都要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放下敌意，然后充分沟通、理性沟通，朝野政党在未来一段的时间要闭嘴。
现在该是让人民真正发声的时候了。朝野的政争，政治人物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可是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却要由全民共同来承受。造成人民的集体焦虑，这是最大的遗憾。
这次静坐学生提出一个“政客止步”的诉求，表达的就是这个焦虑，虽然看起来像是螳臂挡车，但他们在尝试：人民要站出来教训政治人物。遗憾的是，若得不到社会的回响，某种意义上就等于是纵容政治人物了，这也是我支持他们的原因。
至于是否能达到什么效果，现在不仅看不出也不太乐观。人民因为疑虑、焦虑，因此长时间对政治反感。执政者的作为确实相当厉害，面对群众运动的手腕是精、准、狠，台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果这些学生的诉求无法获得尊重，可能他们的老师与社会精英份子就必须接手，完成学生们所开启的一个公民运动。
对于大选争议，国亲目前的抗争不断，但是国际与台湾社会的舆论期待能透过司法途径来解决。您觉得国亲的抗争还有必要吗？
司法体质是民主政治的常态，台湾今天的问题是，司法的公信力本身出现了问题，体制不再有效运作。台湾的选举本身从来是不受质疑的，中选会的地位一直很崇高。
但这一次我们却看到，人民不能接受选举结果，不能接受选举、司法、行政体制，也不能接受过去大家虽不满意、但勉强行之有效的国会和政党政治，当这些都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出现具有公民抗命性质的社会防卫运动。
国亲联盟的下一步，您的建议是什么？
没有建议，他们的家务事，我完全没有兴趣，也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过。
基本上，国亲是我批评的对象，我在台湾的立场，希望是能本着良知进行批判的一个政治评论者。在过去七十几个月的时间，在台面上来讲，批评国亲的言论里，最强烈的人之一就是我了，我倒不会替他们去想这个问题。
对于一个未来要执政四年的民进党，您的建言又是什么？
假设这个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了，无论是透过司法或是群众运动的抗争，社会决定接受这样的结果了，我也是不介意的。
在过去的四年当中，执政者对于民主价值与体制的践踏，为了权力无所不用其极的态度，一定要放下来。台湾岛内没有敌人，如果政治人物心存敌意，这种心态都应该纠正过来。执政者负的责任要比在野党大，在野党的工作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要找执政者的麻烦，这是他们的天职。执政者除了应对在野党的挑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扮演起为全民承担责任的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国族认同”的问题，陈水扁提出这个问题，成功的影响很多人的选票，但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国族认同的问题本来在台湾就应该被讨论。
泛蓝觉得，陈水扁是操弄国族问题而忽略了民生及经济，这也没错，民进党的确能够成功的忽略掉这些问题。但是，国亲没有能力主导选举的议题，在国族的问题上没有正确的立场，这部分自己国亲也要检讨。
陈水扁提出的国族认同，其实这是一个值得讨论、也应该讨论、在民主社会中有其特定价值的问题。在这点上，我也要捍卫陈水扁提出来的一些看法。
去年底温家宝与美国总统布希在华盛顿特区见面之后的两天，我在《华尔街日报》撰述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挑战现状”。布希说反对台湾单一方面改变现状，但我提出现状并不符合台湾人民目前的期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陈水扁总统提出国族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陈水扁并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他只是煽动了这个情绪，国族认同问题应该是一个共识决的问题，至少要多数共识，不能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问题每到选举时候就被操弄，我们对政治人物都感到厌烦，但至少还可以理解为何这个问题老是被重谈。
今天如果大选争议已经落幕，国族认同的问题我希望可以升华讨论，而且要凝聚最大的共识。就这一点，我觉得民进党过去有一点斗争成性，觉得只要多一票、赢了就够了。这个想法对于台湾的偒害会非常大，国族认同问题恰恰是最须要达成多数共识的问题。
我们暂时先放轻松一点，来谈谈你在台湾七年的生活，之前你也对媒体表示你很喜欢台湾。
说到台湾就以台北市做比较好了。我们用世界上较具规模的华人城市来比较，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台北是比较典型的几个例子。
北京是最古老的，也是我的出生地与成长的地方，所以我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上海现在当然是在硬体建设上有“东方明珠”的感觉，经济上的活力很强，给人家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香港长期以来就是“东方明珠”，它有它的魅力，但是也面临她的危机。
新加坡是很美的城市，我才去过，我们常常形容它有种充满消毒药水味道的感觉，就是说很干净，连细菌都活不下去，但是它有没有什么活力。我举了一个例子，在新加坡看不到微笑的人，人们都很严肃，微笑是一种活力自发的表现，新加坡是一个待久了会让人窒息的地方，虽然非常的干净，但感觉好像没有自由的空气。
台北在五个城市当中，可能是最不美的，当然现在也是愈来愈走向国际化，它不像北京有那么久远的历史，不像上海有这么活跃的经济力量，也不像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以及过去的国际化繁荣历史，也没有新加坡的高效率、整齐花园城市的那种美，但台北却是我最喜欢的城市。
我最喜欢它的价值观，它是自由、多元、宽容、进步的城市，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有“社群意识”的城市。在台北，有一个我常去的地方叫做“巴黎公社”咖啡馆，这是台北左派的聚集地，有很多主张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朋友。我很喜欢去，常常去吵架的，但我不晓得北京可不可以有一个右派政治论坛的地方。
在台北还有很多的小剧场，也是很有特色的。在台北有一些认认真真在做自己的个人，而在其它地方这种现象极为少见。在北京上海，人们都是在当群体之中的一份子。人们真正认真的在当“个人”的、也能在得到这种活动空间的，在这些大城市、在华人地区里，台湾绝对是首屈一指。
台北是最活跃、最文明的城市，我常说这个地方是华人世界现代文明的典范，是最自由的城市。我真的很喜欢台湾、喜欢台北，这提供给没来过台湾的朋友做一个参考。
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有无值得其它华人社会学习的地方？
我前两天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跟静坐的学生加油打气，说你们在创造历史，但我也同时对他们说，未来几天会非常非常辛苦。这不是说身体上的辛苦，而是身心交疲，会觉得被误解、被抹黑，其他的同伴对自己的打压，会让人觉得似乎并不值得等等，但是一定要坚强。
我也对我们民运的朋友讲同样的话，台湾的民主化发展，常常可能会觉得想放弃，这事可能真的不值得投入，但事实上还是要坚强，因为民主化过程本身是很艰苦的。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当中，出现了令人反感的黑金问题，地方派系凌驾一切，只问立场不问是非，政治人物操弄媒体、议题与法律，完全没有道德底限…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只要从专制走向民主，但民主化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一切都是很丑恶的。
我几乎可以想像在台湾出现过的这些问题，将来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而且是变本加厉，一定会更严重。中国将来在选举的时候，民粹的言论与黑金贿选将会非常的可怕。
今天我们民主运动的这些战友，明天在掌握一点权力的时候，就会用他们在民运之中的经验来扼杀民主运动，也是非常可怕的。这些事情几乎都会出现，我可以预见了。
怎么办呢？就是“坚强”。本来就没有人说民主运动会是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所谓不容易是什么？不是说去坐牢，面对直接危险的一种痛苦而已，更大是来自一种孤独，不被理解，被抹黑，被误解，被刻意的破坏。
我这次在台湾表达一点个人意见，马上铺天盖地的出现对我的人身攻击，台湾这个社会已经相对文明了，将来若是回到中国，等待我们的会是多么严厉的环境？所以，我想提醒民运的朋友们，如果对于中国民主化还有使命感，就要下定决心，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
一般认为，不管泛蓝或是泛绿当选，一个全新的台湾都出现了，就是朝向本土化发展并拒绝“一国两制”。您认为中共应该怎样面对新的台湾？相较前面两次总统直选，这次他的态度显得很低调。
中共似乎在学习，至少愿意承认过去是失败的。中共想要理解台湾，想要在对台湾的理解上提出一条行之有效、又可达成他们政治主张的方法，但那还差得很远。
首先，想要理解台湾就意味着理解民主，这对共产党来讲是为难他们了，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要理解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意见，而这些不同的意见可以经过沟通，彼此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也为难了共产党，共产党没有这样的习惯。共产党习惯武力恫吓，共产党习惯经济利诱，共产党最近这几年又学会一个新的招数，就是所谓利用国际的力量。
1999年中共开始实行的大国外交，其实就是人质外交，手中有一些对方想要的东西，就要求对方来交换，比如朝鲜问题、核武输出、反恐、人权等问题，中国政府把中国人民当成人质，拿来要胁国际社会。台湾你要耍赖嘛，我有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来换取国际社会跟我合作。
尤其美国政府在今天，无论在选举压力、国家经济困境与国际秩序，他都有相当沉重的责任。在美国自己面临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中国来威胁，要求美国来帮他做一些事情，这是共产党过去擅长的几项招数。
建立好的政策、让人民讨论、让人民接受，这从来不是共产党的强项。如果我对他有什么建议，建议很多，就是来听。但是，我们的建议十几年来也没真正被他们听过，我们也不会对他保持太大的希望。
中共人大才刚刚进行释法不久，削弱了香港直选行政长官的可能性，您觉得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中共的行事风格，一贯是霸道在先。这次用释法的方法来否决香港民主发展的可能性，在国际上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压力，这是他们在做的时候所不思考的。中共不会思考国际压力来做一件什么事情，他都是考虑自己的利益，然后等到有了国际压力再说，通常是这样的一种行为模式。
释法对于台湾的影响，可想而知，在政治上台湾一定会离中国愈来愈远，对于中国政治的信任本来就是少得可怜，政治信任将会更低。
您曾经在今年一月的香港之行说过，要给温家宝上一堂民主课，请问上课内容是什么？
蒋彦永医师曾经写了一封关于要求平反六四的信，温家宝便很感性的回答记者这个问题，他说，中国须要稳定，想像一下中国有30年到50年的稳定，将会成为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温家宝这话让人觉得耳目一新，其实根本不新。
温家宝所说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是基于过去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稳定之上吗？我倒是想问问温家宝这个问题。中国过去这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上全面撤守，放弃原来计划经济对于生产力的压迫。基本上来讲，可说是自由化带来了过去15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是稳定。
今天要求政治上的稳定却一昧的专权，正是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政治上的自由化，是更加开放，是力行法治，是让机会均等，是力行监督，言论自由，资讯自由，这些东西会不会带来稳定呢？这些东西会带来活力，这些东西会带来发展。
温家宝所说的稳定，是没有言论自由对他牵制和挑战的稳定，这种稳定，不会给中国带来快速的发展。这是我对温总理要上的诸多民主课之中的第一堂。
现在“胡温体制”的表现，您的评价如何？
胡温体制现在面临很多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在招架之中或者是在适应之中。说来说去，他们每面临一个问题，是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只能做大手术？
这个大手术，现在显然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胆量去做，这个大手术显然意味着统治利益的动摇，也不是共产党习惯做的一个做法。尤其在他们统治地位并不稳的时候，动大手术他们是没有把握的。
所以，恐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利用有限的、眼前的一点资源来弥补和平衡。基本上只是一个管家的工作，就是说在一个动荡环境当中的管家角色，真的想做领袖，要思考的格局还需大得多。
今年是“天安门六四”届满15周年，也是中共对你通缉的法定期限届满年，您今年年底有可能回中国吗？
我希望国际社会能认真看清楚这个问题，到现在有非常强烈的中国热。出于这种中国热，中国天安门的民运曾经广为世界嘱目的一个八九年的民族运动，变成了一种大家的不方便，谈论这个问题似乎是一种不方便，谈论这个问题好像无可避免的要得罪共产党，跟共产党要撕下脸来。
但事实上，如果怕得罪共产党的原因是因为想跟他做生意，或者是想促进他的发展，别忘了要打交道这个对手是一个在15年前曾经向老百姓、手无寸铁的本国学生开枪镇压的一个政府，他本质没有变。
我曾经在国际限区论譠报上，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Let’s not forget what china is”（我们别忘了中国的模样），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我想，天安门事件15周年到的时候，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这也都在提醒大家这一点。
至于就我个人来讲，在过去这十几年民主国家的流亡，给我带来很多很好的机会，学习了解民主和民主化，学习和了解这些使我更坚定于追求民主，虽然我们也看到民主有很多问题，但同时也使我的信心与使命感也更加的坚强。所以，我要回到中国继续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样的想法完全没有改变。
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想，在一个严峻的情势下，我们会选择一种比较适宜的方式。
今年除了是“六四”届满15周年之外，也是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五周年，法轮功最近在全球各地控告江泽民，追究他的迫害责任，讨回一个公道与平反，就您看，法轮功问题中共应该怎么善解？
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是没有天理的，完全违背了人最基本的权利，也就是基本的人权，一个信仰的自由。
我所信仰的“自由”其实很简单，只有三条：身体不受侵犯，思想不受箝制、生命不被剥夺。我所有的价值体系，包括对于民主、宽容与多元的信仰，全部建立在这三句话上。中共镇压法轮功，恰恰就与这三条基础发生非常严重的冲突。
思想是不能被箝制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人是有“愚蠢”的权利的。你不能说“你不准愚蠢”，也不能说“你不能跟我有不同的想法”，当然更不能说“你不能有信仰，不能有宗教信仰”。我想，中国政府在法轮功问题上，是错在最根本的地方。
不要以为眼前可以一时得势，用自己掌握的国家机器，不论是司法或媒体的机制，以为能够一时压住这种不同的思想，就可以永远得势了。思想是最难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旦被侵犯，反弹的力道一定非常巨大。
他们的对手却是比他们要强大得多，他们的对手是思想自由。中共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应该早早考虑如何退场、如何和解、如何败得不要太惨，这就是中共今天在面对法轮功问题上应该有的正确态度。
江泽民疯狂式的镇压法轮功，您又怎么看呢？
说实话，我觉得很奇怪，搞不懂。虽然他有他的逻辑，就是共产党统治逻辑，对于任何共产党所控制的宗教组织之外，搞大规模组织，都会引起戒心，对于法轮功大规模包围中南海的行为，大概也会相当的恼怒。
但是他对付类似这样的组织，过去的经验其实是很多的，无论是从安抚、分化、瓦解、招安，最后纳入自己的体系，办法多的不得了，可是却采取对他们不利的一种方法，就是疯狂镇压，这让我完全搞不懂他们的逻辑到底在哪里？
唯一可以想像的答案，似乎就是江泽民个人情绪化的反弹。中国有个成语叫“恼羞成怒”，因为先恼怒的情绪化做了一个决定，却发现这个决定是错的，加上又有羞，恼和羞加在一起就会怒，然后就会变得更疯狂，就会变本加厉。
我觉得江泽民对于法轮功的态度，就是一种很恼羞成怒，很情绪化的，也是很愚蠢的一种做法。任何一种镇压的方式，其实都不符合他们自己的统治利益与逻辑的良则。(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