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heramy Tsai 編譯／郭小卉
在美國各地，愈來愈多病人開始把另類療法納進自己的治療計劃裡。
根據《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對「全國健康訪問調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資料的分析，2022年有36.7%的成年人表示，過去一年裡至少用過一種輔助療法，這個比例幾乎是二十年前的兩倍。這類療法五花八門，從引導式想像到中醫都涵蓋在內。
這樣的轉變，很少是對主流醫學的否定。多數採用輔助療法的人，還是照樣看自己原本的醫生。更多時候，他們是對就醫的「感受」有所回應：等半年才輪到看診，每次只有15分鐘，症狀好了又反覆發作。
輔助療法，是指在常規西醫診療之外使用的各種療法，包括針灸、中醫、瑜伽、正念冥想、草藥、順勢療法等。整合醫療（integrative medicine）則是指把這些療法和常規醫療結合起來、有意識地搭配使用的醫療模式。兩者都不是要取代或拒絕常規醫療，而是在它旁邊運作。
「病人會被吸引，往往先是出於情感上的需要，其次才是醫療上的考量。」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家庭醫學系主任大衛‧拉克爾醫生（David Rakel）告訴《大紀元時報》。
他說，病人調查顯示，人們希望被當成一個有著獨特故事的個體來看待，也希望有人願意好好聽他們說話。
然而在一套為「看診量」和急重症而設計的體系裡，「被好好傾聽」所需要的時間，常常很難擠得出來。
換個場合，節奏就慢了下來。針灸師會問起你的壓力，自然療法師會問你睡得好不好、平常吃些什麼。這裡有時間讓故事慢慢說完。對某些病人來說，光是「被認真聆聽」這件事，本身就帶著療癒的作用。
隨著尋求的範圍變廣，選擇也跟著變多。在一個充滿各種可能的市場裡——有些有科學根據，有些還只是推測，有些純粹是生意——真正難回答的問題其實是：哪些值得一試？
真正的好轉長什麼樣？從臥床到重新站起來
案例一：Guillain-Barré症候群（格林-巴利症候群）
有位病人輾轉找到維多利亞‧梅澤斯醫生（Victoria Maizes）時，已經把醫生交代的事都照做了。
一場病毒感染誘發了他的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é syndrome）——一種免疫系統反過來攻擊自身神經的疾病。他接受了標準治療，卻始終沒能康復。六十出頭的他，一天有23個小時躺在床上，在家裡靠輪椅移動，疼痛從沒停過。他告訴梅澤斯，自己曾經一度不想再撐下去。
身為亞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安德魯‧威爾整合醫學中心（Andrew Weil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創辦執行主任的梅澤斯，並沒有推翻他原本的治療。她仔細問過病史後，換了一個角度提問：有沒有什麼東西，正在擋著他康復？接著給了幾項建議。
這名男子答應試試「排除飲食法」。幾週後，他找出了幾樣意想不到、會讓症狀變糟的食物，黑胡椒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疼痛緩解了，也重新睡得著。再回診時，他已經能拄著拐杖走路，一天大部分時間都能坐起身來。
案例二：乳癌化療患者
另一位四十歲出頭、同時罹患乳癌和糖尿病的女性，無法承受化療。嚴重的噁心一再把她送進醫院，她的腫瘤科醫生一度擔心療程得被迫中斷。
靠著每週兩次的針灸，加上臨床催眠，她順利走完了整個療程。梅澤斯表示，這些整合療法本身並沒有直接治療癌症。
「它們讓她能夠撐著把治療做完。」她說。
對許多整合醫學的醫生而言，衡量成效的標準，與其說是「治癒」，不如說是「生活功能」有沒有回來。
案例三：溼疹的孩子
整合醫學兒科醫生、My Native Doctor 創辦人諾雷迪亞‧阿利爾醫生（Noredia Alile）常遇到這樣的病人：來的時候「疲憊、覺得不被當一回事，日子過得像在不斷試錯」。他們有診斷，卻沒有計劃。也有人被告知檢查數值都正常，生活卻怎麼都不對勁。
她說，所謂好轉，意思是「好日子變多，崩潰的時候變少」。
一個長期靠類固醇藥膏的孩子，幾週內溼疹平靜了下來，晚上也能一覺到天亮。一位過去「中午就癱在沙發上」的病人，重新走上了山路。一個原本不敢出遠門的人，終於不必事先把沿途每間廁所都記下來，就登上了飛機。
「這就是那個轉變。」阿利爾說，「從沒有指望，走到看得見的進步。」
梅澤斯說，對許多慢性病來說，有意義的改善是有機會的，但它需要不一樣的做法，以及實實在在的付出。
很多另類療法對病人的要求其實更高：調整飲食、改善睡眠、學會安放壓力，或是每天持續去做。她說，整合醫療靠的是病人的參與：「有些人想要一顆藥丸解決一切，有些人則已經準備好去改變。」
哪些療法經得起檢驗？止痛、助眠有實證撐腰
那麼證據怎麼說？
有些輔助療法確實經得起檢視，尤其在止痛方面。一項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發現，和假針灸或常規照護相比，針灸有機會降低偏頭痛發作的頻率，而且療程結束後效果仍能維持一段時間。至於下背痛，脊椎推拿被觀察到與隔年較少開立鴉片類止痛藥有關聯。
正念練習能改善長期疼痛、憂鬱或焦慮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營養諮詢則有機會找出常規抽血未必看得出來的飲食型態或營養缺口。
一旦碰上更複雜的狀況——荷爾蒙失調、病毒感染後遺症、自體免疫問題——證據就變得比較薄弱，而這些病往往也不是「治好」或「治不好」這麼一刀兩斷。
這正是功能醫學專家、拉赫曼診所（Rachman Clinic）醫療主任布拉德‧拉赫曼（Brad Rachman）大半心力所在。
面對有荷爾蒙症狀或神經系統困擾的病人，他常會建議針對性的飲食調整，搭配身心練習。他補充，太極、冥想這類練習，或許有助於安撫身體的壓力反應。病人睡得更好，情緒也更穩。
「這些變化在臨床試驗裡，不一定看得出多戲劇化的差別。」他說，「但病人自己感覺得到。」
對許多人來說，改善是漸進的：發作次數減少、精神平穩的時段拉長、能重新回去上班或運動。即使抽血數值沒有從「異常」翻成「正常」，這些都是實實在在、量得出來的變化。
梅澤斯說，康復是一層一層疊出來的。
「一旦有人親身體會到好轉，他對『什麼才是可能的』這件事的看法，就會跟著改變。」她說。
生活功能先回來，希望隨後跟上。她指出，新的研究顯示，希望本身或許也會牽動免疫功能，提醒我們，康復從來不是一部純機械式的機器。
為什麼有些療法 很難用實驗來證明？
現代醫學的黃金標準，是隨機對照試驗：一組人接受治療，另一組拿到安慰劑，研究者再比較結果。
但許多傳統醫療體系，一開始就不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針灸、阿育吠陀、草藥，以及許多身心練習，早在臨床試驗誕生之前好幾個世紀就已經成形。它們是從一次次反覆觀察中長出來的，背後的哲學把身體看成一張互相牽動的網，而不是一堆彼此獨立的診斷。
它們的目標也可能不一樣。與其把某個檢驗數值「拉回正常」，它們更在意的，或許是發作少一點、睡得穩一點，或是有足夠的體力重返工作崗位。
「有些東西，很難用傳統的安慰劑方式來研究。」梅澤斯說，「你要怎麼幫『呼吸練習』設計一個假的對照組？人自己就知道呼吸方式有沒有變。」
這並不表示這類療法可以不受檢驗，而是說，它們未必能乾淨俐落地塞進雙盲試驗的框架裡。
阿利爾形容，證據其實有「好幾條腿」在支撐：有的話，看已發表的研究；再看生物學上說不說得通、安不安全，以及病人一段時間下來的實際經驗。
如果發作變少了，或是一個原本不敢出遠門的人重新登上飛機，這些改變就有分量，即使生物指標沒動。
研究資源的分布也並不平均。藥物試驗有人出錢，是因為藥可以申請專利、拿來販售；可是沒有人「擁有」太極或寫日記。有些做法之所以研究稀少，是財務因素使然，未必是因為它們沒效。
不過，研究不足不等於有效的證明；個別故事同樣不能當成真理。
「這需要判斷力。」梅澤斯說。
要當心的警訊包括：把話說得太滿、拿見證取代數據，以及宣稱「零風險」。她說，負責任的醫療，會坦承自己的極限，也會去衡量結果。
阿利爾說，真實、安全與透明，就是那條分界線。
受訪的醫生沒有一位主張放棄正規醫療。在他們口中，整合醫學不是科學的替代品，而是科學的延伸。
怎麼選才不踩雷？從低風險、花費少的開始
當另類療法真的幫上忙，往往是因為病人夠審慎。他們一次只改一件事；先決定要追蹤什麼——偏頭痛天數、睡眠、體力——再耐著性子等，等到看得出趨勢為止；而且會忍住，不在還沒判斷第一種療法有沒有效之前，就急著疊上第二種、第三種。
拉克爾建議，先從低風險、負擔得起、又有可信證據支持的選項下手。他有一套四步驟的篩選法，取名叫 ECHO，分別代表療效（efficacy）、成本（cost）、風險（harm）與專業意見（opinion）。
梅澤斯則提醒病人留意正式資歷。有些醫生通過了美國整合醫學委員會（American Board of Integrative Medicine）的認證，或完成了受認可的專科訓練。掛在學術型醫學中心底下的執業者，通常也受機構監督。資歷不保證品質，但至少代表受過正規訓練、也有人可以問責。
理想的情況是，這些選擇都能跟主治醫生討論，由他來判讀證據、留意可能的藥物交互作用。只是，這樣的合作並不總是那麼順。
拉赫曼把這類對話稱為「棘手的地帶」。有些醫生態度開放，有些則抱持懷疑。
「一個醫者若擺出防衛姿態，往往反映的是他自尊心的脆弱，而不是那個療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他說。
「這是你的身體。你有權為自己的健康走向做主、做選擇。」
話雖如此，選擇最好還是有個護欄。
有時候，你需要的並不是「再多一種療法」，而是有人幫你分辨：哪些真的有用，哪些其實沒有。
花錢又花時間卻沒起色？懂得喊停也是本事
有時候，更難的決定，是停下來。
治療常常是在不知不覺中愈堆愈多：再加一種保健品，再多一次被說成「就差這一步」的療程。每一步單獨看都很合理。做到第三次門診，第四次就變得很難取消；在保健品上花了兩百美元之後，喊停又顯得可惜。是希望，一次次把計劃往前推。時間久了，有些病人才發現，自己是變得更忙了，人卻沒有變得更好。
拉克爾說，這種模式在正規醫療和整合醫療裡都看得到。
「在不確定的時候，人們會去信任那個帶來希望的『專家』，即使不斷堆疊各種治療和檢查，其實並沒有換來更好的結果。」他說。
行為研究顯示，「怕漏掉什麼」的心理——那句悄悄浮上來的「萬一呢」——會推著人去做更多治療。
多，不見得就是好。如果一種療法已經給了足夠的時間，症狀或生活功能卻沒有明顯改善，那或許就是重新評估的時候了。
對許多家庭來說，是荷包在替他們踩剎車。美國人每年花在輔助療法上的錢超過300億美元，其中將近150億花在看診上。一次50到150美元的療程，一再累積，很容易就上看數千美元，而且往往不在保險給付範圍內。
花費累積的方式，和治療一樣：一次門診、一瓶保健品、一次調整，一點一點加上去。
拉克爾建議病人，留意一下這些業者是靠什麼維持營運的。
「我總是會問，他們是怎麼賺錢的。」他說。
金錢上的誘因，即使出於再好的初衷，也可能悄悄左右建議的方向。
最該問自己的一句話：你要健康來做什麼？
在自己的診間裡，拉克爾常把整段對話收攏到一個問題上：「你想要健康，是為了做什麼？」答案往往很樸素：想再去爬山、想打高爾夫時不再一揮桿就皺眉、想去參加一場婚禮，而不必一直在心裡盤算最近的出口在哪。
當這個答案變清楚，計劃也就跟著變得俐落。
有關「醫病共同決策」的研究顯示，當病人說得出「什麼對自己最重要」，他們往往會選擇更少的檢查、更少那些只增加負擔、卻沒帶來好處的門診。
輔助療法既不是萬靈丹，也不是對科學的反叛。它只是多出來的一組工具。用得審慎、量得誠實，它能幫上忙。
許多病人一開始尋找的，是「時間」，一個願意聽他說話的人。時間很重要，但光是傾聽並不夠。目標不只是「被聽見」，而是「真的被幫上」。
梅澤斯的理念，是「把問題從『你哪裡出了毛病？』換成『什麼對你才重要？』」
原文 1 in 3 People Use Alternative Treatments—How to Choose What's Best for You 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林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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