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heramy Tsai 编译／郭小卉
在美国各地，愈来愈多病人开始把另类疗法纳进自己的治疗计划里。
根据《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对“全国健康访问调查”（National Health Interview Survey）资料的分析，2022年有36.7%的成年人表示，过去一年里至少用过一种辅助疗法，这个比例几乎是二十年前的两倍。这类疗法五花八门，从引导式想像到中医都涵盖在内。
这样的转变，很少是对主流医学的否定。多数采用辅助疗法的人，还是照样看自己原本的医生。更多时候，他们是对就医的“感受”有所回应：等半年才轮到看诊，每次只有15分钟，症状好了又反复发作。
辅助疗法，是指在常规西医诊疗之外使用的各种疗法，包括针灸、中医、瑜伽、正念冥想、草药、顺势疗法等。整合医疗（integrative medicine）则是指把这些疗法和常规医疗结合起来、有意识地搭配使用的医疗模式。两者都不是要取代或拒绝常规医疗，而是在它旁边运作。
“病人会被吸引，往往先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其次才是医疗上的考量。”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家庭医学系主任大卫‧拉克尔医生（David Rakel）告诉《大纪元时报》。
他说，病人调查显示，人们希望被当成一个有着独特故事的个体来看待，也希望有人愿意好好听他们说话。
然而在一套为“看诊量”和急重症而设计的体系里，“被好好倾听”所需要的时间，常常很难挤得出来。
换个场合，节奏就慢了下来。针灸师会问起你的压力，自然疗法师会问你睡得好不好、平常吃些什么。这里有时间让故事慢慢说完。对某些病人来说，光是“被认真聆听”这件事，本身就带着疗愈的作用。
随着寻求的范围变广，选择也跟着变多。在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市场里——有些有科学根据，有些还只是推测，有些纯粹是生意——真正难回答的问题其实是：哪些值得一试？
真正的好转长什么样？从卧床到重新站起来
案例一：Guillain-Barré症候群（格林-巴利症候群）
有位病人辗转找到维多利亚‧梅泽斯医生（Victoria Maizes）时，已经把医生交代的事都照做了。
一场病毒感染诱发了他的格林-巴利症候群（Guillain-Barré syndrome）——一种免疫系统反过来攻击自身神经的疾病。他接受了标准治疗，却始终没能康复。六十出头的他，一天有23个小时躺在床上，在家里靠轮椅移动，疼痛从没停过。他告诉梅泽斯，自己曾经一度不想再撑下去。
身为亚利桑那大学（University of Arizona）安德鲁‧威尔整合医学中心（Andrew Weil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创办执行主任的梅泽斯，并没有推翻他原本的治疗。她仔细问过病史后，换了一个角度提问：有没有什么东西，正在挡着他康复？接着给了几项建议。
这名男子答应试试“排除饮食法”。几周后，他找出了几样意想不到、会让症状变糟的食物，黑胡椒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疼痛缓解了，也重新睡得着。再回诊时，他已经能拄着拐杖走路，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能坐起身来。
案例二：乳癌化疗患者
另一位四十岁出头、同时罹患乳癌和糖尿病的女性，无法承受化疗。严重的恶心一再把她送进医院，她的肿瘤科医生一度担心疗程得被迫中断。
靠着每周两次的针灸，加上临床催眠，她顺利走完了整个疗程。梅泽斯表示，这些整合疗法本身并没有直接治疗癌症。
“它们让她能够撑着把治疗做完。”她说。
对许多整合医学的医生而言，衡量成效的标准，与其说是“治愈”，不如说是“生活功能”有没有回来。
案例三：湿疹的孩子
整合医学儿科医生、My Native Doctor 创办人诺雷迪亚‧阿利尔医生（Noredia Alile）常遇到这样的病人：来的时候“疲惫、觉得不被当一回事，日子过得像在不断试错”。他们有诊断，却没有计划。也有人被告知检查数值都正常，生活却怎么都不对劲。
她说，所谓好转，意思是“好日子变多，崩溃的时候变少”。
一个长期靠类固醇药膏的孩子，几周内湿疹平静了下来，晚上也能一觉到天亮。一位过去“中午就瘫在沙发上”的病人，重新走上了山路。一个原本不敢出远门的人，终于不必事先把沿途每间厕所都记下来，就登上了飞机。
“这就是那个转变。”阿利尔说，“从没有指望，走到看得见的进步。”
梅泽斯说，对许多慢性病来说，有意义的改善是有机会的，但它需要不一样的做法，以及实实在在的付出。
很多另类疗法对病人的要求其实更高：调整饮食、改善睡眠、学会安放压力，或是每天持续去做。她说，整合医疗靠的是病人的参与：“有些人想要一颗药丸解决一切，有些人则已经准备好去改变。”
哪些疗法经得起检验？止痛、助眠有实证撑腰
那么证据怎么说？
有些辅助疗法确实经得起检视，尤其在止痛方面。一项系统性回顾与统合分析发现，和假针灸或常规照护相比，针灸有机会降低偏头痛发作的频率，而且疗程结束后效果仍能维持一段时间。至于下背痛，脊椎推拿被观察到与隔年较少开立鸦片类止痛药有关联。
正念练习能改善长期疼痛、忧郁或焦虑患者的日常生活功能。营养咨询则有机会找出常规抽血未必看得出来的饮食型态或营养缺口。
一旦碰上更复杂的状况——荷尔蒙失调、病毒感染后遗症、自体免疫问题——证据就变得比较薄弱，而这些病往往也不是“治好”或“治不好”这么一刀两断。
这正是功能医学专家、拉赫曼诊所（Rachman Clinic）医疗主任布拉德‧拉赫曼（Brad Rachman）大半心力所在。
面对有荷尔蒙症状或神经系统困扰的病人，他常会建议针对性的饮食调整，搭配身心练习。他补充，太极、冥想这类练习，或许有助于安抚身体的压力反应。病人睡得更好，情绪也更稳。
“这些变化在临床试验里，不一定看得出多戏剧化的差别。”他说，“但病人自己感觉得到。”
对许多人来说，改善是渐进的：发作次数减少、精神平稳的时段拉长、能重新回去上班或运动。即使抽血数值没有从“异常”翻成“正常”，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量得出来的变化。
梅泽斯说，康复是一层一层叠出来的。
“一旦有人亲身体会到好转，他对‘什么才是可能的’这件事的看法，就会跟着改变。”她说。
生活功能先回来，希望随后跟上。她指出，新的研究显示，希望本身或许也会牵动免疫功能，提醒我们，康复从来不是一部纯机械式的机器。
为什么有些疗法 很难用实验来证明？
现代医学的黄金标准，是随机对照试验：一组人接受治疗，另一组拿到安慰剂，研究者再比较结果。
但许多传统医疗体系，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针灸、阿育吠陀、草药，以及许多身心练习，早在临床试验诞生之前好几个世纪就已经成形。它们是从一次次反复观察中长出来的，背后的哲学把身体看成一张互相牵动的网，而不是一堆彼此独立的诊断。
它们的目标也可能不一样。与其把某个检验数值“拉回正常”，它们更在意的，或许是发作少一点、睡得稳一点，或是有足够的体力重返工作岗位。
“有些东西，很难用传统的安慰剂方式来研究。”梅泽斯说，“你要怎么帮‘呼吸练习’设计一个假的对照组？人自己就知道呼吸方式有没有变。”
这并不表示这类疗法可以不受检验，而是说，它们未必能干净俐落地塞进双盲试验的框架里。
阿利尔形容，证据其实有“好几条腿”在支撑：有的话，看已发表的研究；再看生物学上说不说得通、安不安全，以及病人一段时间下来的实际经验。
如果发作变少了，或是一个原本不敢出远门的人重新登上飞机，这些改变就有分量，即使生物指标没动。
研究资源的分布也并不平均。药物试验有人出钱，是因为药可以申请专利、拿来贩售；可是没有人“拥有”太极或写日记。有些做法之所以研究稀少，是财务因素使然，未必是因为它们没效。
不过，研究不足不等于有效的证明；个别故事同样不能当成真理。
“这需要判断力。”梅泽斯说。
要当心的警讯包括：把话说得太满、拿见证取代数据，以及宣称“零风险”。她说，负责任的医疗，会坦承自己的极限，也会去衡量结果。
阿利尔说，真实、安全与透明，就是那条分界线。
受访的医生没有一位主张放弃正规医疗。在他们口中，整合医学不是科学的替代品，而是科学的延伸。
怎么选才不踩雷？从低风险、花费少的开始
当另类疗法真的帮上忙，往往是因为病人够审慎。他们一次只改一件事；先决定要追踪什么——偏头痛天数、睡眠、体力——再耐着性子等，等到看得出趋势为止；而且会忍住，不在还没判断第一种疗法有没有效之前，就急着叠上第二种、第三种。
拉克尔建议，先从低风险、负担得起、又有可信证据支持的选项下手。他有一套四步骤的筛选法，取名叫 ECHO，分别代表疗效（efficacy）、成本（cost）、风险（harm）与专业意见（opinion）。
梅泽斯则提醒病人留意正式资历。有些医生通过了美国整合医学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Integrative Medicine）的认证，或完成了受认可的专科训练。挂在学术型医学中心底下的执业者，通常也受机构监督。资历不保证品质，但至少代表受过正规训练、也有人可以问责。
理想的情况是，这些选择都能跟主治医生讨论，由他来判读证据、留意可能的药物交互作用。只是，这样的合作并不总是那么顺。
拉赫曼把这类对话称为“棘手的地带”。有些医生态度开放，有些则抱持怀疑。
“一个医者若摆出防卫姿态，往往反映的是他自尊心的脆弱，而不是那个疗法到底行不行得通。”他说。
“这是你的身体。你有权为自己的健康走向做主、做选择。”
话虽如此，选择最好还是有个护栏。
有时候，你需要的并不是“再多一种疗法”，而是有人帮你分辨：哪些真的有用，哪些其实没有。
花钱又花时间却没起色？懂得喊停也是本事
有时候，更难的决定，是停下来。
治疗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愈堆愈多：再加一种保健品，再多一次被说成“就差这一步”的疗程。每一步单独看都很合理。做到第三次门诊，第四次就变得很难取消；在保健品上花了两百美元之后，喊停又显得可惜。是希望，一次次把计划往前推。时间久了，有些病人才发现，自己是变得更忙了，人却没有变得更好。
拉克尔说，这种模式在正规医疗和整合医疗里都看得到。
“在不确定的时候，人们会去信任那个带来希望的‘专家’，即使不断堆叠各种治疗和检查，其实并没有换来更好的结果。”他说。
行为研究显示，“怕漏掉什么”的心理——那句悄悄浮上来的“万一呢”——会推着人去做更多治疗。
多，不见得就是好。如果一种疗法已经给了足够的时间，症状或生活功能却没有明显改善，那或许就是重新评估的时候了。
对许多家庭来说，是荷包在替他们踩刹车。美国人每年花在辅助疗法上的钱超过300亿美元，其中将近150亿花在看诊上。一次50到150美元的疗程，一再累积，很容易就上看数千美元，而且往往不在保险给付范围内。
花费累积的方式，和治疗一样：一次门诊、一瓶保健品、一次调整，一点一点加上去。
拉克尔建议病人，留意一下这些业者是靠什么维持营运的。
“我总是会问，他们是怎么赚钱的。”他说。
金钱上的诱因，即使出于再好的初衷，也可能悄悄左右建议的方向。
最该问自己的一句话：你要健康来做什么？
在自己的诊间里，拉克尔常把整段对话收拢到一个问题上：“你想要健康，是为了做什么？”答案往往很朴素：想再去爬山、想打高尔夫时不再一挥杆就皱眉、想去参加一场婚礼，而不必一直在心里盘算最近的出口在哪。
当这个答案变清楚，计划也就跟着变得俐落。
有关“医病共同决策”的研究显示，当病人说得出“什么对自己最重要”，他们往往会选择更少的检查、更少那些只增加负担、却没带来好处的门诊。
辅助疗法既不是万灵丹，也不是对科学的反叛。它只是多出来的一组工具。用得审慎、量得诚实，它能帮上忙。
许多病人一开始寻找的，是“时间”，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时间很重要，但光是倾听并不够。目标不只是“被听见”，而是“真的被帮上”。
梅泽斯的理念，是“把问题从‘你哪里出了毛病？’换成‘什么对你才重要？’”
原文 1 in 3 People Use Alternative Treatments—How to Choose What's Best for You 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责任编辑：林本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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