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以往中共的八一建軍節﹐多是請中共的老革命回憶革命傳統﹐但是這些年來已經與時俱進轉變為吹捧江澤民了﹐而到了今年﹐這種吹捧已經到了非常無恥的地步。
。有自由時報記者問葉劉這個問題,她笑而不答,顯示她沒有否認,甚至有得意狀。 第三,面對遊行群眾所顯示的強大壓力,香港「愛國陣營」陷於內亂,有的也認同市民「普選」特首和議員的主張,北京此舉可令他們重新站穩陣腳,固守保守立場對抗市民的民主訴求。
淮河泛濫﹐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受災人口4751 萬(120萬人無家可歸)﹐倒塌房屋20 萬間﹐死亡28人﹐直接經濟損失181億元人民幣。
鄧小平在80年代中期提出“一國兩制”﹐本來是要用在台灣的。但是台灣民主步伐太快﹐“一國兩制”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只能拿到香港來用了。由于香港的“國情”同台灣很不相同﹐所以實際上對台灣早就起不了垂范作用。試想想﹐八百人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如何垂范台灣的總統普選﹖才三分之一到一半議席的立法會議員直接選舉﹐如何能垂范台灣全民選舉立法委員﹖倒是目前香港五十万民眾上街﹐要求...
召開自由時報記者會,承認執政六年有缺失,答應改進領導作風,但是死也不肯道歉,四次話說到嘴邊又縮回去了。這表明他始終不是一個必須向選民負責的領導人,而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大家長。所以市民對他能否真正改進作風,以及有沒有能力領導香港仍缺乏信心。
由於2003年兩院(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增選評審即將開始,因此本來在金字塔尖頂而不食人間煙火的“院士”居然成了熱門話題。而且突然之間﹐使我等這些“卑賤者”眼界大開﹐也許他們比我們更加卑賤。
他的自由時報記者說:「早安」,完全沒有愧色,也不準備快些做出反應而仍然陷在「議而不決」的泥淖中。到七月四日,身兼香港決策機構行政會議成員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從北京朝聖回來,提出延後立法,他感受到內部營壘分裂的威脅,才在七月五日出來做出反應,在根據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國安條例草案有重大爭議的三個部分做出讓步,但仍如期在七月九日二讀、三讀通過。然而到七月六日,自由...
在7月1日五十万到一百万的香港市民上街怒吼和自由党主席田北俊在7月6日晚上宣布倒戈之后,特首董建華在7月7日宣布押后23條的立法,被稱為“七七事變”。董建華雖然情非得已,但還是應該看作是他在六年特首任內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只是他又犯了老毛病,后繼乏力,如果不再跟上,很可能就此全功盡棄,乃至最后要自己下台。
北京對發生在中國而引起國際關注的分離主義運動﹐以往是用簡單的謾罵和“抗議”作為擋箭牌。這幾年來﹐因為奢談“全球化”﹐不能不用一些說道理的辦法﹐雖然它的“道理”是極盡歪曲說謊和偷梁換柱的能事。北京已經先後發表過有關台灣和西藏的白皮書﹐因為台灣從來沒有給中共統治過﹐“分離”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而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已經四十多年,並且成立流亡政府﹐有了很...
香港大約有一百萬人參加的遊行﹐引起下亞畢厘道和中南海的震動。但是因為發生在香港﹐香港首當其衝而需要儘快做出反應。然而特首董建華發揮了“議而不決”的施政風格﹐遲遲沒有反應。於是他從7月1日回歸慶與黨慶的遊行﹐一直拖到7月4日的美國國慶﹐既召見了“友黨”頭目﹐也召開決策機構的行政會議﹐董建華才開金口。可惜﹐說了同不說一樣﹐因為他只是表示會做出反應而已。
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六周年﹐董建華擔任特首六周年﹐也是他擔任第二屆特首一周年。董建華在續任特首時致詞說﹕帶領香港經濟走出困境、恢復市民對前景的信心,是新一屆特區政府面對的最大挑戰。他矢言,發展及鞏固香港“四大中心”的地位,即國際金融中心、商業服務中心、信息與物流中心及旅遊中心,並透露了今年內,會有五十五家內地民營企業來港上市﹔而達到上述目標的重要措...
7月1日,上街游行的香港市民到底有多少人,警方說35万。警方開始說要從維多利亞公園起步才算參加,后來又說是在中環政府總部計算的,但是他們算到傍晚六點,而游行是到九點鐘才結束的。游行主持人李卓人對我說“保守估計”50万人以上參加,我寫成一篇文章以后,香港的著名作家陶杰托朋友轉告我,以他的觀察,人數應該有一百万。香港有線電視也認為有一百万。
香港市民將在七月一日舉行中國收回香港主權以後最大規模的遊行,據香港《信報》的報導,政府私底下也做了一個調查,有百分之十八的市民表示會參加遊行,令當局十分震驚。總理溫家寶的香港行程也臨時修改,提早一天到,提前一天走,同遊行避開,避免尷尬﹔也不想溫家寶看到市民反對董建華和特區政府所爆發出來的怒火。主辦單位雖然估計遊行的參加者有十萬人,但是當局做二十萬人的準備。
“中國信息中心”發行人吳弘達及國會議員羅拉巴克等人,19日在國會舉行記者會,指“思科系統網絡技術公司”(CISCO Systems)等美國公司,協助中國政府發展最新的電子系統,以便掌控國內的異議人士。羅拉巴克說,中國政府使用美國科技迫害其人民,美國應加以限制,否則如同向納粹輸出毒氣一樣危害人類。
就是煞病毒在香港蔓延的時候,已受中共病毒入侵的香港特區政府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腳步並沒有煞住,反而利用民眾關注疫情的時候搞小動作。例如立法會審議二十三條委員會在四月十二日召開首次公聽會,原意是收集公眾對二十三條立法意見,但是立法會事先非常低調,反對派因為關注疫情沒有注意到有這個會議,結果與會者都是「自己人」,因此演變為一場由支持立法陣營清算反對派的大會。民...
(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觀點)自從“非典”在中國流行並且傳播到香港、台灣和全世界以後,根據北京在兩岸關係上一貫僵化的思維方式和轉移內部對“非典”引發的高層權力鬥爭的視線,因此有意識的惡化兩岸關係,再一次表演了它的典型手法。
最近有境外媒體報導﹐中國新一屆對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的九人名單,他們是組長胡錦濤,副組長賈慶林,成員有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國務委員唐家璇、海協會長汪道涵、中共統戰部長劉延東、國安部長許永躍、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其中汪道涵、許永躍、陳雲林、熊光楷為原對台小組成員。
世界衛生組織在六月十三日的會議後宣佈撤銷中國四個省市的旅遊警示,北京市未除名,台灣也未除名。如果聯想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台灣雖然符合條件卻遲遲未能入會,需要北京先入會台灣才能入,則這次的情況不能算意外。
中共大力調查原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和號稱“上海首富”周正毅的金融弊案﹐雪球越滾越大﹐“上海幫”越滾越感到周天寒徹﹐所以上海的媒體奉命不准報導有關事件﹔而江澤民卻像火燒屁股一樣﹐越滾越熱﹐坐立不安﹐所以離開炎熱的南方回到中共權力中心的北京“避暑”。
北京審查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和號稱“上海首富”周正毅的經濟案件,被視為向“上海幫”開刀的訊號﹔是真開刀﹐還是作為胡錦濤﹑溫家寶向江澤民討價還價的籌碼﹐不必太長時間應該就可以看出。不過無論如何﹐江澤民從杭州匆匆趕回北京﹐顯然是感受到了壓力。
召開自由時報記者會,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被合眾社記者問及因為沒有向公眾講明疫情真相而被免職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將受到甚麼懲罰時,高強回答說﹕「首先我不認同這位記者提出的張文康同志因為隱瞞疫情而被免職,中國政府沒有隱瞞疫情。」
本周境外媒體的熱門中國新聞人物是毛劉周。人們自然會想到是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其實都不是﹐而是第三代的毛玉萍﹑劉金寶和周正毅。但為了方便﹐敘述順序則是劉周毛。
召開自由時報記者會。在這個會上,中國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發表了高論,否認中國隱瞞疫情,還否認前衛生部長張文康是因為隱瞞疫情被免職,甚至還讚揚他,說他們去看望張文康時,他還在關心公共衛生的建設。在外人看來,這當然又是中國的無賴面孔。但是中國當然也有他的道理。
自從江澤民的上海幫以“反腐敗”為名整肅北京幫的陳希同以來﹐人們普遍有個疑問﹐就是東西南北中﹐各地都有貪官污吏﹐為何有“十里洋場”和“冒險家樂園”傳統的上海反而是清水衙門﹖最近透露出來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原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劉金寶在五月二十八日被突然宣佈調職與號稱“上海首富”﹑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產”主席周正毅被審查﹐可能是中共新領導人要揭開上海腐敗蓋子的努力...
報》自由時報記者就此向該醫院甘迺迪紀念醫院詢問情況,該院發言人妲娜‧爾利對網路上的這個說法感到吃驚,並表示該報導所謂的類似SARS病例,罹患的疾病已確認為「腦膜炎球菌血症」,不可能是SARS。
北京自從把非典型肺炎當作“大事”來抓以後,贏得了一些喝彩聲,然而又莫名其妙的掀起學習“三個代表”的高潮,再來一個一手抓非典,一手抓經濟建設;總之名堂多多,反映了中共高層的多中心而眉毛胡子一把抓。但是高層也有一個大家心領神會、心照不宣的“共識”,那就是運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机器大肆鎮壓以維持統治的“穩定”。
自由時報 《林保華專欄》香港抗煞 反映一國兩制困境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禍害香港,使香港成為全球受害最嚴重的地區,究其原因,同「一國兩制」也有關係。但不是其中的「兩制」,而是「一國」,也是特首董建華和那些高官常常鼓吹的「一國」,因為他們認為「一國」大於「兩制」,因此「兩制」必須服從「一國」。
“非典”的源頭在哪裡﹖看過三種不同報導﹐一是河源﹐一是佛山﹐一是順德﹐但是報導河源的比較多。不久前有消息說第一個患者“失蹤”了﹐就是指在河源發病的黃杏初。在報出他的大名以後﹐他不能不露面了﹐接受了香港左報《商報》的電話訪問﹐然後接受復查。
(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觀點) 從去年十一月中旬開始在廣東珠江三角洲出現的SARS“非典”,至今已經流傳半年了,但是人們對它所知還不多,也就是還沒有能夠找到控制它的有效藥物,也還沒有找到具有針對性而不需要花太多成本的有效預防措施。因此,就給非典增添許多神秘性。人們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非典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現在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它是人類某個...
自由時報 《林保華專欄》世衛應接納台灣 擺脫中國干預   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第一條規定﹕「世界衛生組織的目的是使全世界人民獲得可能達到的最高的健康水平。」這是人道的關懷。不幸,兩千多萬台灣民眾竟不在「全世界人民」之中。難道台灣民眾不是「人民」嗎﹖原因當然不是如此,是世衛組織的當權者缺乏人性,也許,不是他們缺乏人性,而是中共沒有人性而影響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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