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擊黑暗的貓頭鷹是大自然的益鳥,由於環境日趨惡劣,它們的數量越發稀少,其價值因而加倍的珍貴,更需要列入“珍稀動物”的保護之列。我們中國過去幸好曾有魯迅和顧准,在今天道德淪喪的功利主義時代,又出現了這樣一位荷戟奮戰的劉曉波。這些以批判爲職志、說出真實暴露謊言的理想主義者,是我們社會的不可或缺的財富。
茉莉
日前北京的朋友來信告知,爲了慶祝中共的十六大,哪些人被抄家,哪些人被銬走,就是一些可憐無辜的六四傷殘者,也被請進了中國政府指定的賓館軟禁,呼天不應。這些日子,我正在閱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的英文小說《北京來信》,驚訝地發現,中共紅色政權雖然換了不少“領袖”,但其製造的紅色恐怖,卻是五十年一貫制,沒有改變多少,這些在美國作家賽珍珠的筆下早就有生動的描述。
對於車臣問題,本著北歐的人權原則,各國都有一定的共識:在反對恐怖主義的同時,要求俄國尊重少數民族,以政治手段處理車臣問題,而不是把車臣人都當做恐怖分子實行剿滅。
文革一結束,中國政府號召我們“向前看”,我們便欣然回應,不願再去回顧和追究那些可怕的事件。因此,而後發生的六四大屠殺,到今天的虐殺法輪功,令我們這些沒有心理準備的樂觀者目瞪口呆,痛心疾首:原來造成文革大屠殺的社會、人性基礎並沒有改變,中國並沒有建立起禁絕屠殺的人權制度,衆多的事件在本質上一脈相承,大屠殺因此是一個永遠無法打上句號的題目。
走訪了多位伊拉克人,使我更多地瞭解了這個古老而苦難的民族,也瞭解了他們在美國攻打伊拉克問題上的兩難處境。我只有和他們一起祈禱:讓薩達姆早點下臺,不要讓戰爭的災難落在百姓頭上。
旅居自由美國、卻忠於中囯共產黨政權的一些華人,其“愛國熱情”一點兒也不比伊拉克執政黨差。他們熱熱鬧鬧開動宣傳機器,升旗幟發廣告,樂此不疲。但他們不是像伊拉克人那樣被逼著爲統治者效勞,而是自覺自願地參與歡迎江澤民的造勢活動,其精神更是可圈可點,最能體現中國人趨炎附勢的國民性。
卡特是第一個把人權標準引入國際關係的美國總統,自他之後的美國多任總統,都把人權列爲與經濟和安全並重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標之一。這固然是美國理想主義外交傳統的延續,是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成果,但早年從事核潛艇技術研究,對世界政治具有人道關懷的卡特,其個人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達瓦堅信:失敗者應該書寫自己的歷史。如果失敗者沈默,勝利者墨寫的謊言就會徹底掩蓋血腥的真相。西藏的歷史絕不只屬於過去,它與現在的西藏的處境有直接而複雜的關係。追尋歷史、直面歷史不是爲了撫摸傷口哀吟,而是一種頑強的現實抗爭。只有失敗者不肯遺忘,那麽,勝利者永遠不可以說:他們征服了一個民族,他們獲得的真正的勝利。
無論我們漢人對“分裂祖國”的行徑反感到什麽程度,作爲一個強大民族的成員,我們有必要克制自己的民族感情,去傾聽弱小民族的抱怨,問一問自己:人家爲什麽不願意和我們一起過?首先反對本民族暴力的人,才有資格指責他民族。
從1996年起,我在歐洲以及聯合國等各種人權活動中,遇見海外新疆維吾爾族異議人士。我從未聽說他們公開宣傳暴力,相反,在我接觸的維族人士中,不少人具有現代民主人權理念,才能相當優秀。
負責任的和平主義者,其任務是去倡導普遍人權價值觀,而不是在政治上偏袒某一方面。從這一點看,國際作家議會代表團是很失職的。他們想要繼承歐洲高貴的左拉傳統,運用自己的名望,給弱者以道義支援,但由於他們自身的諸多局限,反戰之行慘告失敗。儘管如此,對於他們關注世界的責任感,筆者仍然深懷敬意,並希望他們克服自身弱點,更真誠更寬闊地去呼籲和平。
在整個中國的人權狀況都繼續惡化的形勢下,西藏問題有可能一枝獨秀、獲得真正的解決嗎?筆者認爲:西藏問題不可能是一個孤島,它必然與整個中國的命運相連。……數民族的自治權利不能靠人施捨,西藏人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們只有和中國人民一起爭取民主和人權。整個中國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際,才是西藏真正自治之時。
不少大陸朋友在國內只見識過以賺錢爲宗旨的台商,洪哲勝是他們接觸的第一個具有理想主義使命感的臺灣知識份子,這令他們對陌生的臺灣産生好感。從五十年代雷震的《自由中國》、七十年代的《美麗島》到今天,臺灣一脈相承的民主精神,通過洪哲勝這麽一個人和他的論壇得以體現,給予普通大陸人感性兼理性的認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官方的好幾個國際筆會中國分會,例如像王蒙一類的中國分會副會長,他們把國際筆會成員的榮譽頭銜寫在自己的名片上招搖,實際上卻依附強權,對國內成百上千因寫作入獄的作家和記者裝聾作啞,從未履行自己作爲國際筆會成員的義務。
在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消失了的“克格勃”,其罪惡遺産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卻獲得高度的繼承,並且無限制地在網上膨脹發展。毫無疑問,最需要這個臭名昭著機構的,首先是中國的專制者,他們需要克格勃作爲其實施專制的基礎,依靠其超常的能力,去控制和鎮壓自己最誠實最勇敢的公民。
最近,有人在網上發出“廣泛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的提議,痛斥中國政府當局破壞古都風貌、侵害被坼遷居民的權益,的罪行。指責愛唱民族主義高調的當局,無視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産,他們不但在北京老城大量“克隆”西式的高樓大厦,而且施行“房扒光、樹砍光、人趕光”的“三光政策”。筆者希望北京市民能够借鑒瑞典人民抗爭的經驗,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蠻不講理的强權,是由于人民...
在世界民主化進展减緩的今天,土耳其的改革算得上一次民主的勝利。這些勝利,與國際社會長期關注和施加壓力有關,也是土耳其人民自己的長期抗爭得來的。
面臨孤立的穆加貝因此轉向東方尋求支援,他正在加强與其最老的同盟者-—中共的關係。當全世界都在譴責穆加貝的所作所爲時,只有對异議人士同樣心狠手毒的中國政府會理解他,仍然會爲津巴布韋在“各方面取得的可喜成就感到由衷的高興”。
對于印度鄰國的中國公民來說,這樣行使自己的權利還是一件遙遠的事情。我期望有一天,中國的知識階層也能與下層人民聯合,爲了一個保護環境、保護河流,保護人民家園的崇高目標,對政府和大水庫說“不”。
在中國,所謂的“人民政府”,只是在一党專權的領導之下的傀儡,党的領導人從毛澤東到江澤民,無不把國家財産視爲一黨私産,把政府視爲自家衙門。他們別說黨務旅行,就是個人吃的喝的,無一不是由國家實報實銷。
政府有“暴君意識”,受了欺壓無處訴說的老百姓就會産生“暴民意識”,這是專制社會一條必然規律。中國老百姓在被欺負之後,首先希望的是去尋找“清官”。但即使磕頭如倒蒜,“清官”也遍尋不見,無人主持公道,這條路絕了,不免就有“砸”的衝動。
在流亡藏人中,嘉樂頓珠被認爲是溫和派,他力求以和平的方式,爲西藏爭取真正的自治。但是,在沒有胡耀邦的今天,中國政府越發赤裸裸地以強壓弱。筆者希望,嘉樂頓珠的奔走努力,不要“都丟到雅魯藏布江去”。
王怡、趙達功們爲研究工運理論做出了一個好的開頭。令人悲哀的是,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從來沒有過現代獨立的工人運動,因此,中國也從來沒有獨立於共產黨意識形態之外的工運理論。今天,工人們的痛苦呼喚著更多的民間知識份子,去爲他們做出能夠指導實踐的理論研究。
江澤民參觀了地方有五臺山、洛陽白馬寺、河北柏林禪寺等千年名寺。通過與僧人交流,他認識到:“佛教畢竟是我們中國人最能接受的信仰啊!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雖然明白了一點佛教道理,但江澤民似乎並不真的準備“回頭是岸”,對國內各種宗教以及法輪功的壓制與迫害,至今仍不見放鬆。那麽,我們只能把江澤民每年的“宗教之旅”看成做秀,甚至視爲對宗教的利用。
現已70歲的梅克芭(Miriam Makeba),於1932年出生在南非,當她年輕的時候,親眼看到南非黑人怎樣被剝奪基本人權。在以驚人的歌喉轟動世界之後,她在聯合國作證,譴責南非當局殘忍壓迫人民的罪行,呼籲世界關注南非黑人。1963年,她因此被南非當局取消國籍,被禁止回國。從此她流亡他鄉,先是在美國生活了幾年,後定居幾內亞。1967年,她的一首叫做“Pata...
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中囯共產黨政府,早在1950年就頒佈了《工會法》,明確規定:工會是勞動者利益的代表者、維護者。但在實際上,中國工會只是做了共產黨政府(雇主方)領導下的變相代理。七十年代的中國憲法裏規定了“公民擁有罷工權”,儘管只是一紙空文,1982年的憲法還是予以刪除。前幾年,中國全國人大在批准中國加入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時,對其中關於組織自...
南韓工人運動的成就深受國際社會矚目,這與南韓各界的支援以及大學生的參與有關。多年來,南韓天主教會最突出的貢獻,是致力於教育工人爭取權益。他們與教會外勞工團體建立合作關係,開設社會行動和勞工課程,培育勞工領袖。
北京屠夫李鵬就正在經受這種煎熬。“六四”過去十三年了,從表面上看,李鵬作惡後不但逍遙法外,而且照樣大權在握。但實際上,殺人罪孽在身,如死灰下的悶火,燒得他心裏一刻也沒有安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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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川普政府(特朗普)與進口商之間圍繞關稅退款的法律爭議持續升溫。美國司法部週二(6月2日)正式提起上訴,挑戰美國國際貿易法院(CIT)法官理查德‧伊頓(Richard Eaton)要求政府向所有受影響進口商退還關稅的裁定。案件下一步將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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