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漫谈

硫硝，在古代还常用于道家的炼丹修炼。晋代葛洪的《抱扑子内篇》，收籍了包括修练九转金丹术在内的数十种丹法。硫磺的药性带有毒性，何以用于炼丹成道，至今属于密中之谜，但古代道士高人，历代都不乏其人，真迹也不难寻觅。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嘉庆九年（1804）去世，享年八十五岁。

最早的指南器，在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已出现和使用。当时的司南不仅做为度量工具，其寓意还用于谋略和国策。据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的《鬼谷子﹒谋篇》记载：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

印刷术的原始技术起源于古代的印章和拓印。战国时期的印章多是字凹底凸的阴文文字，两汉后阳文渐渐风行。印章创造了从反刻的阳文文字取得正写文字的方法，即反文阳刻法。

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三代出一个贵族。意思是说，一个人文化气质的培养是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要经历三代人的努力才能培养出一个气质高贵的人，事实果真如此。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沉积都要求有个继承过程，只有继承了前人的，站在了前面巨人的肩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才能有所发展。

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初年，书法得以弘扬。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

祝允明(1460一1526)字希哲，号枝山，因手有六指，故自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祝枝山是家喻户晓的才子，也是道地的天才型人物，他“五岁作径尺大字，九岁能诗”，加上他家学渊源，外祖父徐有贞和岳父李应祯两人都是当时书法名家，因此这位天才在名家的栽培与环境的薰染下，很快就展露头角。他与唐伯虎、文徵明、徐祯卿齐名被喻为“吴中四才子”。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检自缢煤山，历二百七十七年。在这近三个世纪中，朝廷诸皇帝都很喜欢书法。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即着手文治，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充实宫廷，缮写诏令文书等。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极爱书法，尤其喜摹“兰亭”，神宗自幼工书，不离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和米芾的《文赋》。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视帖学，皆喜欢姿态雅丽的楷书，行书，几乎完全继承了赵孟頫的格调。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又号松雪道人、欧波,，湖州（浙江吴兴）人。赵孟頫出身宋室官宦书香之家，幼小聪慧，读书过目成诵，才华洋溢，书、画、诗、文，甚至音乐、佛学、篆刻样样精通，可以说是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全才，其对后世的影响以书、画最为深远。

宋朝书法尚意，此乃朱大倡理学所致，晚唐禅风大播，礼乐崩坏，为创新秩序理学兴起，两者互制平衡，衍而为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介导书法创作中个性化和独创性。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是苏东坡耐人寻味的书法语录之一，意思是书写前没有刻意求好的作品，往往是自然天成的佳作。正如蔡邕所言，“欲书先散怀抱”，心中无窒碍，自然能够心手相应，意到笔随，若一味挂心的想把字写好，则写出来的字难免因心急而僵化，或过度匠气雕饰而流于矫揉造作。

天真烂漫是我师

颜真卿以巍巍丰碑体现出其忠臣烈士的人格，并向开创了浑厚磅礡，迥异于二王的楷书风貌，成为后世典范。颜真卿行书对后人也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传世法书墨迹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其中以《祭侄文稿》这篇可遇不可求的千古杰作最为人赞叹不已。

话说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常感叹无人可以共论书艺，于是魏徵便向唐太宗推荐了一位年仅三十六岁的后起之秀，这位年轻书家即是褚遂良。

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更多的时候还是停留在通过个体的亲身体验﹐或是书籍﹐电影等途经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但通过外人的眼﹐也可以反映每个时代的中国的种种历史变迁。

4月17日，日本学者《水的信息》的作者江本胜博士应邀来美于西雅图晓兰社区学院的礼堂里做了一次关于水结晶的报告。

汉语成语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精华，它们大都出自古籍中的神话寓言、经典名言、重要历史事件等，为文章和人们日常的谈话增色不少。其中有关神的成语随处可见，很常见的成语有“天衣无缝”“天女散花”；“神来之笔”“神至之笔”“神工意匠”“神工鬼斧” “神工天巧”；“神通广大”“神色不动”“神采飞扬”“神采焕发”“神采奕奕”“神乎其神”“神机妙算”“神奇莫测”“神气活现””神色自若”等等，但很少人能真正知道这些成语出自何处。

毋庸置疑，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的文化，所以“孝”，也是神传与人的，用于规范人的行为。为什么会有这一规范哪？有一种说法：儿女是债，既然是债，就一定会有欠债或讨债了，按照轮回的说法，人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会造很多的业（善者也会积无数的德），人与人之间必然会有恩恩怨怨。当再次转生为人时，这些恩怨都需要有一定的了结，所以很多时候就被安排成了一家人。

民初以来，中国在文化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新文化运动；一是文化大革命。二者的宗旨都是破旧立新，崇洋毁华。二者的结果，则是血洗了整个大陆，惨不可言。对这场文化浩劫最应负责的学者是谁呢？当然是杜威和马克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哲学家罗素为了两大疑问，专程来中国寻求答案。一、科学那么发达，宗教势力那么深固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的战争总是开始在那里？二、历史那么悠久，人口那么多的文明古国中国，为什么近代总是受人欺负？他经过一年的观察，得到了答案，因为西方文化是人去支配自然，所以产生科学，也产生冲突和战争。中国相反，是顺乎自然，是受支配，所以不产生科学，也受人欺负。罗素的答案是对的，只可惜没有再追问为什么西方要征服自然，要支配自然。

六十八、九年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卢定教授问史学家钱穆大师：“我治西洋史，觉人类一切祸乱，皆自知识分子引起。不知中国史是否亦然？”钱大师回答得很详细，结论是：“中西双方求知态度不同，所求得的知识内容亦不同，其人生的意义价值亦不同。”意谓中国士人自有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不是西方所能比拟的。

多奇怪啊，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在赤色恐怖威胁诱惑之下，可是吉凶祸福，并不一样。例如日本，不但没吃什么亏，还利用来向美国讨乞到很大的利益。例如印度，并没有赤祸那回事。印尼虽遭受到共党暴动之祸，但很快就把它消灭掉，一个没留。阿富汗很小，又距苏联近，所以吃亏很大，但并未被赤化。比较起来，最没脸皮替自己解释的就是中国，竟不用苏联动刀动枪，光凭中国人杀中国人，便把一个堂堂上国衣冠之族，杀成了犹太人马克斯思想的奴隶，如同牛马畜牲一般，长期被鞭笞着，被屠宰着，被役使着。

七十九年底，成中英教授在儒学会议中说：“今日台湾社会走向一个没有人性的情境。”八十七年八月七日，赵耀东先生演讲说：“台湾从贫穷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忽视文化，以致伦理道德退化，反映台湾正走向灭亡的时代，可怕的时代，黑暗的时代。”

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联合报报导，科学家发现了一只存活在七千万年前的鳄鱼化石，不同于今世鳄鱼，它是吃草的。同一天另版，还报导了兰屿人的生活心情，说，那里养猪羊，养鸡只，采开放式，任其自由行走，不会逃失，不会被偷。那里人们对于土地秉持一种公有分享观念。可耕地尚多，只要食物够吃，多余的地便让它保持原始林园状态。树上果实也是大家的公有财产，想吃的会适时摘下一两颗；没有人怕被摘光，或全部据为己有。那里飞鱼季节很热闹。

文化的用处在解决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很多；首先要认清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问题并不相同。要解决人与物间问题，不能不知道物的理，物的理多得不得了，那当然很难很难。而要解决人与人间问题，则只须知道人的理。人的理就叫人性，就叫天良，有凭天良三字就够，肯好好炼修道工夫就行了。不幸新时代文化竟糊涂到打倒修道工夫，专走求知的路，结果把世界搞得很惨，把社会搞得很乱，把中国人杀得鬼哭神号。一直到现在，那些不要天良的，不但不肯改过自新，甚至对专以提高心性为目的的法轮大法，也敢使尽一切手段去打压它，消灭它。真想不到，人心之坏会堕落到这个样子。那么究竟是谁使得中国遭到这场浩劫呢？事实告诉我们，是杜威和马克斯。可是他们两位又没有三头六臂，他们凭什么血洗中国呢？凭科学人生观。谁都知道，科学最主要的一招就是实验。拿物做实验，你可以捶它，可以煮它，可以烧它……做人生观实验一样，你当然也可以打他、斗他、杀他，例如杀刘少奇，你可以让他死得很苦很苦，刘受的痛苦越多，你享受的快乐就越大。不错，但人心为什么要这样狠毒呢？因为人一旦迷信了科学人生观，就可以打倒孔家店，就可以不凭天良；而人一旦不凭天良，不但人就成了有知识的禽兽，而且会比禽兽狠毒无数倍。总之，正因为他们完全不要天良了，所以中国人终于被斗被杀得很惨。直到邓小平自己害怕被杀受苦，才搞了改革开放。中国人才又有了生机。可是杜威和马克斯的精神不死，他们的思想还在，所以还不能不搞四大坚持，所以弄得很尴尬。其实不只中共感到尴尬，全世界的人都一样，也都感到很困惑；究竟替历史写终结篇好呢？还是继续写下去好呢？究竟做有知识的禽兽好呢？还是做真正的人好呢？我的建议，不妨到书店买本转法轮看看，让自己多了解一点宇宙人生真象，再作打算，也许比较妥当些。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