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

华尔街日报记者MATTHEW ROSE昨天在“媒体与市场”专栏专门报导了该报获两项获普利策奖的新闻。该报执行编辑Paul E. Steiger并就有关法轮功报导获奖一事评论道:“这是一个面对强大的警察反对报导的压力,以勇气和决心,通过敏锐有力的笔法将一个故事报导出来的范例。”
孙旭培出书不多,但每出一本,就在中国大陆新闻界引起震动。看一下题目便可知其原因:“新闻学新论”、“新闻自由论集”、“新闻侵权与诉讼”等。他喜欢写论文,论文容易伺机而出。他的数十篇论文,都直接或间接同新闻自由有关,如“社会主义新闻法是新闻自由保护法”、“需要新思路、新政策的中国新闻业”、“呼唤股份制传媒”,等等。他的这些见解,深受大陆有见地的新闻界人士的赞同...
一个国际新闻自由团体预言,中共箝制网际网路上的资讯和言论自由,这场战争必然以功败垂成告终。
即使一些偷拍偷录的新闻效果良好,如果在媒介上出现过多,也有可能使公民失去私密感和安全感,这种潜在的影响不容忽视。
总部设于法国巴黎的国际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重新调查陕西《各界导报》记者冯钊侠的命案
以美国为基地的传媒监察组织“保护记者协会”表示,极度关注香港回归三年来北京政府对香港传媒的“公然敌视”态度,认为此举已令香港新闻从业员感到忧虑。但学者对此看法分歧,有认为香港仍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但也有学者说根本对北京不存厚望。
这些身陷囹圄的记者,原本可以在社会上伸张正义、匡正时弊,现在却成为中共专制集权的牺牲品,如今真相的传播全部要仰赖奋不顾身的网民,这不仅是新闻工作者个人的不幸,同时也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更是中国的悲哀。而整个国家民族的腐败、黑社会活动沉滓泛起、全社会暴戾之气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急剧升温……中国已经濒临一场新的浩劫,便是这种不幸和悲哀的写照。
阿牛来机关之前,曾在报社工作一年半。对于记者职责的思考,伴随着我走过记者生涯。我从不否认新闻与政治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第四种权力”的巨大诱惑,让我对报社产生了兴趣。
新闻伦理归零的洪荒纪元,正是小报一手缔造的丰功伟绩。"小报"明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小报"玩具的市场空间与其财富空间一样辽阔广大。印报机是印钞机的代名词。几年前,一个统计数字说,光是莫多克旗下的大小报纸,就已经占据英国60%的报业市场。"小报文化"这只龌龊的丧尽天良母鸡孵出的是无数财富金蛋。
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组织即将公布一份有关全球记者人身安全情况,报告指亚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及俄罗斯对记者来说最危险的国家,去年三名记者在哥伦比亚被杀,令当地的记者遇害的数目增至34人,而俄罗斯亦有三名记者被害。而去年记者被杀害的数目为24人,相比1999年的34人已减少了10人。
一出事就清场,视记者为敌,这种拙劣的手腕与十二年前天安门镇压时清场无异。朱熔基作报告时,虽然声称江西爆炸自承责任,何谓“责任”?若想在任内做点好事,就应该开放传媒记者对各地天灾人祸与官场贪腐的自由采访。
日前谈及芳林村小学爆炸事件后,中共政府为了掩盖真相,强令国内传媒“统一口径”,以维护官方一锤定音的权威。不料言犹在耳,石家庄又发生一宗更大的爆炸惨剧。当局吸收了上趟经验,立即采取了舆论一律的措施,严禁境内传媒私自采访,全部消息统一由新华社发放,果然立竿见影,未再出现另类新闻报道。
中国大陆传媒最近对江西省芳林村小学校爆炸事件的报导虽然有限,但已透露一个信息:北京当局已经失去对新闻的绝对控制权。法国解放报3月14日发表题为《北京对新闻失去控制》的评论文章,认为随着高科技发展给信息传播提供更大空间,随着中国老百姓渐渐敢于说话,共产党体制赖以生存的最强大的支柱之一新闻箝制已经动摇。
总之,看过这篇稿子后,我深深地惭愧,我,实在没有办法成为如此的一个记者:既富有深厚的的历史知识,懂得古为今用,又具有高度的君子风范,懂得将机会让给他人。看来,我是白学了新闻专业,以后的研究生课也必将白念。也许,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祷告上帝,请他指给我一条做记者可走的道路。
在2000年2月1日三名被诉人在前哨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内指称“厉以宁家族暴富”),本明显地被诉人向公众人士及所有读者指出原诉人乃一名腐败人士,从事不道德的活动,包括洗钱,及谋取个人财富。
记者内心的原则一直在进行捍卫尊严的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南方一些报刊对“半吊子自由”的坚守,表现为知识分子90年代特有的对忏悔精神的张扬。尽管中国一些先锋媒体对腐败个案的关注仍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内进行的,特别是还可能客观上参与了机会主义时代的权力之争,但是,它们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尊重,仍然应该感动着世界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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