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虹死了！他的死正值人生“日正中天”的岁月，他是不能死的、也不该死的！力虹的生命较之那些“面目可憎”或“浑浊不清”者，本应有精神日月的辉煌！然而，他死了，生命的火焰熄灭了！是谁掐熄了它、是谁害死了他？是一只黑手！是专制者！是操控于他们手中的有形和无形的“专制坦克”！

1 贵州高原，荆棘燃烧、骨血绵延、阳刚之风依旧。最近读陈西《以选票改变中国》和今天读王藏1月2日凌晨“于几天几夜不眠、发烧、胃痛、愤怒和悲伤中”刚刚完成的组诗《坦克又压死了钱云会和力虹》，心中不由一震！似乎出于纯粹偶然的因素，我的影集里都有意保留着这两个人的照片。从命相学视角看，这两个人都是正人、且相貌堂堂，后者可说年青而英俊。

本无意写作此文，但被极权者在中国大陆精神上追杀和封杀一辈子，至今仍不歇手，魔爪伸到海外，继续“追杀”、泼污，手段之卑劣、内容之无耻，不得不起而回应和公开揭露！

在许多藏人心目中，达赖喇嘛是“雪国西藏”的精神象征。然而，在世俗政治中这个名字却极为敏感，有人视它为政敌的符号，有人对此望而生畏、也有人因之敬而远之。

1 纽约的黑夜中有“另一种白昼”，出现在华灯初上的时刻、或沉寂的午夜时分乃至“黎明前的黑暗”中。这是“血肉与精神”人体混合的“非尘累”的白昼、是最具生命魅力的大纽约生活的“白夜”。而纽约“诗人俱乐部”就是其中的一个光环，纽约人在其中的“夜生活”艺术空间绚丽多彩。

东西方首次以现代“诗、书、画”综合表现的人文艺术项目《世纪的群山》，以其“人类性”引起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士的兴趣和关注。直到目前为止，该项目中的作品已出现于地球不同地域，在不同场境中以不同形式“展出”或“发表”。

定居在纽约的著名诗人黄翔的新书—中英双语诗集《今生有约》﹐由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学院中国语言研究中心出版。日前出版商为其安排了四场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在该校举行的“对话、诗歌朗诵和书法艺术表演”座谈会﹑“图书动物园”书店签书会外，还有一家全国电台“西岸生活”和与美国西部笔会的交流活动。

“孤绝沉湮众声里、独吟性情与本心。”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东亚研究学院中国语言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最近出版黄翔诗歌另类风格的精选本《今生有约》（A Lifetime Is a Promise to Keep: Poems of Huang Xiang）。

中国当代“地下文学”本质上是专制体制内潜在的“自由文化”，而文化的自由及其真正“崛起”或“浮升地面”以社会实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一个社会兑现宪法所明文规定的公民诸多权利为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分析、评估所谓南方和北方“地下文学”中的个体或群体，应以人为界别和划分的所谓“南北”双方同时都享有均等的机遇和公平的权利为前提。也就是说，对追求和创造自由文化的个人或群体，若要作出全面的有精神深度的客观比较和公正结论，首先不同个人或群体的精神成果应同样能够经由发表、出版和媒体宣传报导展示出各自的整体轮廓和面貌，以呈现整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精神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和“兼容”，也就是体现出所谓“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实质和真正实施。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物质实体，也是精神实体。不同国家的文化具有不同民族风貌和地域特征，它既意味着一个国家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现阶段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达到的高度。一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智慧和性情的　象征，也是一个国家潜在的灵魂和精神骨血。不同的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的精神品性，共同构成全人类的财富。

我现在给你们写来此信，是因为出于对你们的信任，媒体应为社会良知和人类公义的体现，为此，我向你们发出紧急呼吁！

美国布朗大学以其自由的人文精神著称于世，早在上个世纪1978—1979年“民主墙时代”开始，人们一提及它的名字就不免肃然起敬，它是最早也是最长期关注始终备受压抑的中国人权及言论自由的美国著名的大学之一。

在民主墙被封杀、我们被逮捕之前，我们由贵州高原出发，先后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持续发起过六次冲击，最后一次形势已十分危急，仍冒险去了一个人，在天安门广场贴出最后一幅大型横幅标语：“民主启蒙运动万岁！”此人名梁福庆，原为贵阳至北京的火车上的列车员，我们先后多次从贵阳至北京、从北京返贵阳都由他“专列”来去包送。

要剖析中国当代政治和它的现行社会体制，离不开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的潜在文化衍变；要透视1978—1979年的中国民主启蒙运动或“民主墙运动”，也离不开与官方文化同时并行的在野的民间地下文学活动。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强势的地面河、是公开而“合法”存在的明流；一个是政治高压下的弱势存在、也即“非法”的地下“文学潜流”。

（大纪元记者萧勤、曾妮墨尔本报导）2006年11月26日，中国自由文化运动首届年会“中国的苦难”群英演讲会在墨尔本艺术中心ANZ大厅举行。袁红冰、黄翔、仲维光、徐文立、费良勇、陈泱潮、郭国汀、傅正明、梁国雄、贝岭、胡志伟、谢田，及本届年会特邀嘉宾，英国作家，前英国驻中国外交官盖思德（Roger Garside）等十 一位来自四大洲的演讲者以《中国的苦难》为题，同台举行公众演讲。一百余名听众出席了演讲会。

社会是全民的社会，不是哪个人的社会；是百家姓的社会，不是哪一家的社会。所以，当胡锦涛欲以一己的思想、性格、观念形态改变社会的时候，他所要改变的首先不是等着由他改变的社会本身，恰恰相反，他首先应该正视并改变的正是他自己，并抛开以往所持的一党思想立场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正因为如此，胡锦涛绝不能把眼光和心力只投向于对权力的关注、对一个社会的执政党及其现实的生死存亡的关注，而是应该率先舍弃个人和执政党对一个现代社会和全民所拥有的特权，以博大的眼光和胸襟关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存和全部人生。所以，这个社会需要“民主”而不是“主民”；需要“公仆”而不是“党主”。

高智晟问题已成为现阶段历史的一个事件，成了事实上的“高智晟现象”。对这一“现象”的解读，当前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执政的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权谋，以及某些人的自觉或不自觉、直接与间接的在权谋实施过程中的与之配合。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全新的定义：政治是艺术

在美国，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自己的政府，甚至可以公开批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以，世俗总统或牛仔布什会见几个中国人，绝不等同于在中国人们见到心目中的“毛主席”或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而睁圆眼睛、而欣喜若狂，视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一份殊荣，并由此担心会引起别人对自己嫉妒。其实，这只是中国人的心态。在美国，人们常有见总统的机会，包括成绩优异的中学生们。孩子们不但同总统见面，也同总统一起合影，并将此视为一生珍贵的记忆。在美国人心目中，总统既是社会公仆，也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权力为民众所授予，民众随时也可以把它收回去。没有哪位美国总统会被人视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一人发红发亮，却使千百万人生命的太阳终生发黑。也没有哪个总统，享有令迷狂的少女投入自己怀抱的尊荣和特权，并使她们竟会一个个因此“幸福得发抖”；更不会有哪位民主国家的元首像专制国家一样，会拥有“满床光屁股”，稍不如意，就一脚蹬下床去。民主国家的总统受制于民间社会、出入于平民之中，本身就是社会群体中普通的一员，而不是高踞于亿万人之上让万民仰视的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