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在中国夺走了数千万生命、通过战争和清洗运动杀害了数以百万计的政治反对派、并累计把数千万无辜者关进监狱实行野蛮的劳动改造,但这都还不是共产党的主要罪状。
张林
陈水扁以过于微弱的优势赢得连任以后,由于枪击事件落败的国亲联盟不服,也在情理之中。所以连续大规模的抗议,也可谅解。开头我还感到忧虑,害怕局势失控,给破坏势力以可乘之机,因此呼吁大家冷静,通过正常渠道解决纷争。毕竟台湾有健全的、公正的法律制度,何况在这些权力部门,支援泛蓝的比例还占多数,谅泛绿支援者,也不敢作弊。
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已近1亿。但是他们的大多数,是生活在农村和山区,而其中的大部分信徒,又以中老年妇女居多。他们一直受到中共的野蛮压制,所以迄今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影响不太大。
世界上的囚车五花八门,中国的种类最多。广东民政局的囚车,因为曾经烧死了25个无辜的人,而引起人们的愤怒。这些囚车,都是用一般的车辆粗糙改制的,只考虑把人关在里面别跑掉,根本不考虑无辜被囚者的生命是否安全。
连宋在台北发动的抗议已持续多日,让人越来越不耐烦了。大家有权怀疑枪击案,但在没有获得任何确实证据之前,显然不应该采取过激行动。即使有了证据,在没有迹象表明司法系统不公正对待之前,也没有必要以大规模示威方式寻求政治解决。
最近听到有几个中国官方“学者”声称﹐中国已是 “基本发达国家”了。他们无视9亿农村居民依然走在泥泞的原始土路上﹐没有自来水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其中绝大部分人的实际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贫苦患病无依者的低收入保障是0元﹗
2001年11月,我从广州第一劳教所回到家中,等待返回美国。我和美国大使馆多次联系,他们愿意帮助我进入美国,但是我必须拥有一本护照。我以前的旧护照早在1997年底即已上了黑名单,即内部作废,并且五年内禁止我出入中国大陆。
中国有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有灯火通明的繁华大街,有一掷千金、一顿饭吃掉几万元的贪官污吏。但那只属于极少极少数的残酷剥削阶级,他们是嘴里喊着三个代表的共产主义寄生虫,他们的总数不会超过中国人口的1%;还有大约10%所谓‘中产阶级’,他们是红色商人、红色医生、其它专业人员或南方的高薪打工仔;而其余的20%左右的城市贫民,都过着艰难的生活;而占中国人口70左右的农...
如果13亿中国人也像3亿美国人那样消费,那么至少还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粗放型中国经济的危机已悄然降临。今年两会期间,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揭露:“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我们在暗无天日的禁闭室被关押几天后,被戴上手铐拖去参加反逃跑批斗大会。一出门见到强烈的阳光,我几乎睁不开眼睛,只能迷迷糊糊地被推着走。近千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剃着光头、目光呆滞的收容人员象一大群蛤蟆一样,蹲在大院里听几个干部在声色俱厉地威胁恐吓。我们几个逃跑者蹲在最后一排,每人后面有两个打手按住我们的胳膊。场长大叫:“你们都是不好好在家务工、务农而到处流窜...
当致命的萨斯病毒悄悄在中国传播时,中共中央一方面按照习惯性愚民政策对人民封锁消息,另一方面又惊慌失措,“三个代表”纷纷逃离北京去外地避难。而坚守抗击萨斯前线,夜以继日抢救病患的蒋彦永医生凭着良心和勇气,以对13亿中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爱心和责任感,不顾极权专制制度-比萨斯更要命的威胁和危险,挺身而出,高声呼吁,唤醒了国民,唤醒了世界。
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律,只有极权专制的政令,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政令逻辑混乱、相互矛盾,而且根本不切合实际,所以执行机构只得模糊按照上级政令,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执行。所以人们戏称:“法律好比橡皮筋,想松就松,想紧就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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