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時分的北京國際俱樂部飯店，初升的太陽把光線灑在可以供二十人就餐的大宴會桌上。當中國服務生端著盛滿水果和糕點的大盤子小心翼翼地來回穿梭時，客人們開始魚貫入座，他們都是一些屈指可數的美國各大公司駐華首席商務代表，諸如波音、大通曼哈頓，也許還有福特，以及美國國會代表團的所有成員。

我非常感謝那位接受我採訪的電腦軟體工程師。他對我很生氣，因為他覺得我是在戲弄他。我試圖讓他平靜下來：「你說的確實沒錯，但更重要的是，在北京，他們說煉法輪功的人都是得到美國資助的，就是說，你們這樣做完全是為了經濟利益。在對你的採訪中，你不能不對此進行反駁。法輪功是一個清貧的組織，它沒有任何的政治野心。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傳媒機構偏向的是受害者，法輪功就是真正的受迫害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官方關於法輪功報導的限制解除了。魏的幾個工作人員衝進了我的辦公室喊道：「伊森，電視上在報導關於法輪功的事情！」我趕緊到接待處，看到中央電視台做的緊急新聞報導。節目主持人很不自然地瞪著大眼睛，用高了幾度音階的聲音嚴正指出，法輪功是非法的。中國公民禁止在公共場合或者是自己家裏煉法輪功。正當我們盯著螢幕時，窗外傳來大功率廣播車的高音喇叭宣傳。富華大廈和整個北京城到處都充斥著這種聲音，宣布法輪功是一個非法組織。魏的幾個女職員開始神經質地笑著，雙手捧著她們的臉，嘟噥著說，自從文革結束後就再沒有看到這樣的事情。

一年後，我在中國世界貿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見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現在是「同走一條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來很沮喪，稱那是一個「多麼愚蠢的節目」。毛的妻子認為這只是暫時現象，過一段時間，關於美國和中國獨立電視製作方面的禁令終會解除的。其他的電視製作人偷偷告訴我，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暴行。直到那時侯，電視上播放的都是「在線電視戰爭」。

在一集有關政治的節目中反映的是兩位退休的大使如何尊重對方。但最後節目搞砸了：美國大使不停地批評美國虛偽的人道主義，還隨口提到發生在中國的工人騷動事件，由於這個禁忌的主題而沒能通過中國官方電視台的審查。關於環境保護的節目中，一位中國教授批評政府當局破壞環境的言論過於激進，這顯然不利於他的學術生涯。而來自美國環境保護署的一位專家只做了純技術上的演示，並沒有直接提到中國的環境惡化情況。關於電影娛樂界方面，專家們一致認為，中美兩國的電影有不同之處，但各有特色。來自教育界的專家們則表示，中國兒童討人喜歡。

但是，魏還是經常感覺到文革的回潮。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有消息謠傳她實際上是為美國和台灣工作的雙面間諜，她因此被中國官方電視台列入黑名單。相對於廣告和電影業，電視節目製作公司在中國的唯一真正客戶就是中國官方電視台。對魏而言，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指控，雖然大家都知道她同情那些參與天安門運動的改革人士。在當時旅居國外的中國人，又有誰不是跟魏抱持同樣的觀點呢？只要你現在遵照黨的遊戲規則做事情，那麼無論你是身處國內還是國外，都會得到人民的赦免。從這點來看，魏正是被這個規則狠狠地戲弄了一番。

我從來不去問魏為什麼這部片子對她有這麼大的影響，直到後來我逐漸對她有所瞭解後，才意識到她真是一個有趣的中國新一代，「紅色角落」中讓她落淚的並非與中國政府鬥爭的艱辛，或是那些貧苦的受迫害的中國老百姓，而是影片中白靈飾演的女律師。在這個角色中，魏彷彿看到了自己理想的化身：自信、積極進取、充滿理想且具有堅定的信念，在制度所允許的框架內為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中國而奮鬥；雖然事業還未成功，但是個人相當獨立；能與美國保持密切的聯繫，同時又不為這種關係所左右。

這並不是我首次看到這樣的節目。一個月前，魏的電視公司為了製作一部促進中美兩國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片子，曾經與一個北京電視台的新聞攝製組舉行過茶會，探討在這個專案上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對方私下讓我們觀看了他們最新製作的短片。故事以新聞報導的形式開頭，一個戴著像賽馬選手的護目鏡般眼鏡的主持人敍述主題：柯林頓轟炸伊拉克系列。片中有一個簡介，主要是介紹波灣戰爭的背景，以及美帝國主義在科索沃和世界各地暴行的內在關聯，並指出這一切都是為了經濟利益；然後是兩分鐘的動畫，配上同樣傷感的背景音樂：美軍轟炸機、黑壓壓的美國大兵、驚恐萬分的伊拉克兒童，以及哭泣的中國兒童。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剪輯方式好像是中央電視台一貫的手法。他們甚至給這部短片起了一個我在中國電視台系統中首次聽到的名字：「在線電視戰爭」。

接下來的星期一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妻子已經從緊張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使館區的示威事件簡直占據了我們的整個周末，與每一個中國人接觸的過程中都使我們有血債血償的感覺。妻子是一個性格堅強的女人，但那天她竟然懇求我不要去上班。我只好安慰她：只要我跨上那輛破舊不堪的自行車，人們都會認為我只是一個在北京打工的外國人，而不是一個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出現的美帝國主義者；我的墨鏡將會遮擋我那惶恐不安四下張望的眼睛；我會非常小心保護自己的。雖然如此，她還是把幾張寫有「深表遺憾」和「一場意外」等漢字的卡片放進我的衣服口袋裏，以備不時之需。

從一開始我認識的所有美商代表中，美國商會主管麥可‧佛斯特（Michael Furst）是我最喜歡的一個人。部分原因是他在官僚內部爭鬥中非常頑強，部分原因則由於他到北京的金山不完全為了錢，而是為了領略攀登的挑戰。邁可喜歡危機，對美國商會所扮演的第三方溝通角色和起到的撫慰作用尤為自豪。他並不把這些純粹看做是為了自身商業利益的舉動。他會注視著你的眼睛，笑著問：中國人反美能對誰有利呢？我們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與中國人打交道，所達到的親密程度根本不是美國外交使團能想像的。我出去到山裏邊，和這些人一起喝白酒。我們知道該做什麼。（暗示國務院一竅不通。）

現在，在這個周六的下午，王高舉著他的標語，帶領著北京大學的學生來美國使館前示威。每次經過美國使館前，他都會異常興奮。但是，當他呼喊口號和揮動拳頭時，他感到自己好像赤裸裸地暴露在陽光下。他的勇氣和突出表現使他成為關注的焦點，也許中國共產黨可能再次鎮壓，那時候自己豈不也會跟著倒楣嗎？遊行示威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他借了一個手機，找到一處相對安靜的角落給自己的母親打電話。他在電話裏與母親告別，他預感到即將有事情發生，但請不要忘記他所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然後他回到了示威的人群中繼續進行抗議，就在這時候，他的北京大學的同學向美國使館投擲了第一塊石頭。

嚴冬過後迎來了一九九九年的早春，王感覺到校園裏瀰漫著越來越緊張的氣氛。天安門大屠殺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隨著天安門事件十周年日子的來臨，整個城市的電腦螢幕上經常彈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電子郵件，特別是在校園網上。他們稱之為「傳單郵件」，是持不同政見的團體透過中國大陸境外的伺服器發送過來的。也許在網路還不甚發達的中國，這種在網上主動提供資訊的做法對大學生來說是新鮮事。大學生對這種傳單郵件進行了譏諷，王也不例外。這樣的舉動無疑是為了自我保護。但是王還是想知道，這些不同政見人士怎麼會有別人的電子信箱位址呢？

我開始意識到應該做些什麼，我催促妻子趕緊與其他來賓打招呼和交換名片。然後我們和那名南斯拉夫記者一起出發，騎著自行車朝東直奔美國大使館而去。路上我們向一名叫湯迪的中國朋友打招呼，她當時正要去做按摩。現在想起當時的情景就像夢境一樣，途中我們幾乎改變主意到書市去，但就在那時，南斯拉夫記者的手機響了起來，他被告知，大使館附近確實有事情正在發生。

如果不是妻子堅持的話，我真的沒心思去參加這個被稱為「即興表演」的現代藝術展。我們倆騎上自行車，妻子說，藝術館座落在紫禁城正西一個不顯眼的庭院裏。我們並排騎著車，我很認真地問她「你覺得我們過得開心嗎？」她給了我一個肯定的回答，眼神裏帶著微笑，春天的空氣裏似乎充滿了兩個外國人在一種陌生的文化中獲得的滿足感。

一九九八年的感恩節，寒風掠過大西洋沿岸，但是在南安普頓（Southampton）海邊的房子裏，卻是溫暖而明亮的。我與泰瑞．哈爾塞（Terry Halsey）一家人在一起，傳統時刻已經來臨，桌子上擺著一隻巨大的火雞，泰瑞的母親在旁邊看著；身穿白襯衫、打著領結的男孩子都爭先恐後地搶占有利位置。他們站在桌子的周圍，面龐泛出馬提尼酒的紅暈。到了晚上，我們還要舉行一場閉著眼睛品嚐美酒的派對，作為慈善的叔輩，我還要為孩子們辦一場品嚐佳得樂（GATORADE）飲料的競賽。我們陶醉在歡樂之中，這時泰瑞示意我低下頭，他想對我說一些悄悄話。

在這本書中您或許會發現有些詞句、想法及一些作業上的假定是非常美國式的。那是難免的，因為我是美國人而且待在中國的時間不夠久，無法改變這個基本的事實。但同時我也是故意這麼寫的。

在這個號稱「資訊爆炸」的時代，威脅要以「非和平手段」對付台灣的那個自稱「和平崛起」的中國，卻以舉國之力「封鎖資訊」，讓人性貪、惡的一面在黑暗中得到滋養與掩護，產生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新」中國。

三、中國：外國商人事業的墳墓簡言之，外國商人挾資來中國，有如拎著滿口袋的金錢來到拉斯維加斯賭博。但是否能夠賺錢，卻不取決於他們在本國練就的經商能力，而是要依靠他們到中國後的「悟性」──能否盡快悟出結交中國政府官員的門道，如果自己不能，就將這類事務交給「公共關係公司」去打理。公共關係公司的職員人手一本《遊說者手冊》。

一、 中國再度成為「冒險家的樂園」在世界上，曾兩度成為「冒險家的樂園」的國土不多，中國卻有此罕見幸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前，中國的上海曾有幾十年黃金歲月，那黃金歲月就是上海成為「冒險家樂園」的時期，至今那段時期形成的文化已經化為上海人永恆的家園之夢。